宋代畫家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，是反映北宋開封城市繁榮景象的歷史畫卷。當時即被譽為“神品”，今天更是學術(shù)界爭相研究的對象。但是，這件“神品”留給后人太多的未解之謎，圖的四根“表木”，即是其中之一。《清明上河圖》中虹橋四個角下，各豎一根木竿，上端置有一鳥形物。宋史學者周寶珠先生認為，圖中虹橋兩端的高竿之鳥，是觀風向的用具。鳥隨風轉(zhuǎn)，過河船只上的人們看到鳥頭所向，即可辨別風向（周寶珠《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》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６月出版）。即是說，那四根高竿是為船員豎立的風向竿。
我國古代的風向竿，最早是用雞毛五兩或八兩結(jié)在高竿上，以為觀測風向之具，故又稱為五兩。晉人郭璞在《江賦》中說：“覘五兩之動靜。”注文云，“兵書曰：凡候風法，以雞羽重八兩，建五丈旗，取羽系其巔，立軍營中”。許慎《淮南子》注中曰：“，候風也，楚人謂之五兩也。”五兩除了立在軍營中外，還立在船舶上，以便隨時觀測風向。如劉禹錫在《淮陰行》中就有“好日起檣竿，鳥飛驚五兩”之句。王初在《舟次汴堤》中亦云：“野客維舟碧煙里，竿頭五兩轉(zhuǎn)天風。”《說郛》卷１０引《炙轂子》也說：“舟船于檣上刻木作烏，銜幡以候四方之風，名五兩竿。軍行以鵝毛為之。亦曰相風烏。”宋代海船上也“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，謂之五兩”（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(jīng)》卷３４《客舟》）。可見，稱作“五兩”的風向竿，應是豎立在軍中或船上，依靠竿上所縛之鵝毛或鳥嘴所銜之幡以辨別風向。而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那四根木竿卻是立在橋頭處，也未見鳥嘴中有所銜之物，顯然與“五兩”有判然之別。周先生認為將風向鳥置于木竿上，鳥隨風轉(zhuǎn)，鳥頭所指即為風向。真不明白，此鳥下部安有何種裝置，能讓鳥身如此靈活地隨風旋轉(zhuǎn)。并且，我們知道，作為相風鳥安置在船檣之上，是為了隨時觀測風向，以便調(diào)整船帆。試想，將風向竿豎立在虹橋兩端，等到船員看到它時，已近靠岸，還有望風的必要嗎？事實上，從漕船眺望虹橋角處的四根木竿，別說看準鳥頭的方向，恐怕就是鳥身也相當模糊，如何能依此辨別風向。我們認為，這四根木竿豎立在虹橋兩端街口處，應是文獻中多次提到的北宋東京街道上的“表木”，或“表柱”，起著道路“紅線”的作用，以防止“侵街”。這是宋東京封閉的里坊制走向開放的街市制的產(chǎn)物，在中國古都規(guī)劃史上占有重要一頁。
北宋時期，作為都城的開封城，隨著商品經(jīng)濟的繁榮，人口的增加，房屋侵占街道的所謂“侵街”行為，非常嚴重。如宋太祖時期，曾作坊使的魏丕，“撤本坊舊屋，為舍衢中，收僦直及鬻死馬骨，歲得錢七千余緡，工匠有喪者均給之”（《宋史·魏丕傳》）。當然，宋廷不能容忍這種現(xiàn)象，曾頒布有“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”（《宋刑統(tǒng)》卷２６《侵巷街阡陌》）的法律條文，但是“侵街”行為屢禁不止。開寶九年（９７６年），宋太祖“宴從臣于會節(jié)園，還經(jīng)通利坊，以道狹，撤侵街民舍益之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編》（下簡稱《長編》）卷１７）。太宗太平興國五年（９８０年）七月，“八作使段仁誨部修天駟監(jiān)，筑垣墻侵景陽門街，上怒令毀之，仁誨決杖，授崇儀副使”（《長編》卷２１）。宋真宗咸平五（１００２年）二月，“京城衢巷狹隘，詔右侍禁閣門侯謝德權(quán)廣之。德權(quán)即受詔，則先毀貴要邸舍，群議紛然。有詔止之，德權(quán)面請曰：‘今沮事者，皆權(quán)豪輩，吝屋室僦資耳，非有它也，臣死不敢奉詔’。上不得已，從之。德權(quán)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，皆復長安舊制，乃詔開封府街司，約遠近，置籍立表，令民自今無得侵占”（《長編》卷５１）。看來，在謝德權(quán)的以死相爭下，宋廷這次可謂是痛下決心：拆除權(quán)貴的侵街邸舍，恢復舊有的禁鼓昏曉制度，同時按照一定的距離豎立表木，作為道路“紅線”，嚴禁建筑位。當然，現(xiàn)實是復雜的，表木的豎立并非意味“侵街”現(xiàn)象的終結(jié)，這場斗爭還在繼續(xù)。據(jù)《長編》卷７９記載，大中祥符五年（１０１２年）十二月“詔：前詔開封府，毀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，方屬嚴冬，宜俟春月”。仁宗天圣二年（１０２４年）六月，“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，令開封府榜示，限一歲，依元立表木毀拆”（《長編》卷１０１）。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（１０３４年）十一月甲辰又“詔，京舊城內(nèi)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，皆毀撤之。遣入內(nèi)押班岑守素，與開封府一員專其事，權(quán)知開封府王博文請之也”（《長編》卷１１５）。神宗元豐年間，“京師并河居民，盜鑿阪以自廣”（杜大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卷１３），居然出現(xiàn)了“侵河”現(xiàn)象。正是由于多年的“侵街”行為，導致了開封城內(nèi)“坊無廣巷，市不通騎”的局面。至北宋末年，從張擇瑞《清明上河圖》上看，沿街建筑鱗次櫛比，應是多年“侵街”行為的結(jié)果。宋廷所立之“表木”，盡管并未制止住“侵街”行為，但是為“侵街”建筑的認定及拆除，提供了標識與范圍。并且，從謝德權(quán)“約遠近，置籍立表”來看，北宋東京街道上應有不少起著道路紅線作用的“表木”，為時人所關(guān)注。宋廷在虹橋角下豎立四根“表木”，起到防止“侵街”與“侵河”雙重作用，張擇端將其入畫，以代表宋東京城內(nèi)眾多的“表木”，是頗具匠心的。
最后，也許讀者會問：為何“表木”之上安置一只鳥？再看圖中木竿之上的鳥，它長頸高足，非普通之鳥，應是古人心目中的鳳鳥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中說：“鳳，神鳥也。”在古人看來，國家太平盛世時，鳳鳥就飛來了。據(jù)傳，周武王伐紂時，即有“鳳鳴岐山”之事，寓意著上帝要興周滅商。鳳鳥成為一種人們盼望見到的祥瑞，故孔子在《論語·子罕篇》中說：“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”因此，宋廷在東京開封街道上的“表木”之上，各安置一只鳳鳥，除了象征太平盛世之外，讓世人望見，也圖個吉利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