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錄
第一章 關(guān)于“大運河”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
第一部分 八朝薈萃、百窯紛呈的“大運河瓷”
第二章 何謂“大運河瓷”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4
第三章 “大運河瓷”的窗口，淮北市藏瓷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5
第四章 一枝獨秀報春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7
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兩次考古發(fā)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0
第六章 決非必然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1
第二部分 大運河的廢棄
第七章 史料可見數(shù)被廢棄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2
第八章 通濟渠塞而復通需多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3
第九章 漕運功能喪失與大運河的衰敗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5
第十章 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6
第十一章 金代小運河——長直溝考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9
第三部分 大運河的湮塞和“大運河瓷”
第十二章 南宋與元拉鋸時期的隋唐大運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1
第十三章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1
第十四章 話說“大運河瓷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4
第四部分 附圖、照片
隋唐大運河起始于隋煬帝大業(yè)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這是絲毫沒有爭議的。而止于何朝？何代？何年間？卻歷來是令許多史學家支吾其辭的難題。隨著在安徽省境內(nèi)的170公里隋唐大運河，陸續(xù)有三處被考古發(fā)掘，田野考古的出土遺存大量涌現(xiàn)，對隋唐大運河湮塞年代的傳統(tǒng)說法，越來越疑竇叢生、越來越受到挑戰(zhàn)。在田野考古中漸趨明朗的、隋唐大運河運行年代，如何在典籍考古中印證，在史籍中鉤沉出明確的記載，從而，做出最合理的解釋，使史界大多數(shù)學者能夠接受，能夠達成共識，這就是本文企求的宗旨。
第一章 關(guān)于“大運河”
“大運河瓷”一定是產(chǎn)于大運河。
運河是溝通水運的人工水道。隋唐時稱運河為漕渠、漕河、運渠。包括廣通渠、通濟渠、山陽瀆、刊溝、江南河、永濟渠，宋代始稱運河。
中國的古運河很多，稱之為“大運河”者，乃是橫亙東西、縱貫南北的國之運脈。當然，可能有人會提及靈渠、漕渠、鴻溝、刊溝等隋以前的運河水道，應該說,這些水道多為中國分裂時期的產(chǎn)物，可冠之以“古”，不可冠之以“大”。它們是區(qū)域性的、封閉的水運系統(tǒng)，是階段性的探索成果。
沒有大一統(tǒng)的江山為舞臺，怎能打造出頂天立地的宏篇巨制？時勢造英雄，就是要有背景。秦統(tǒng)一中國后，才有足夠大的疆域筑起萬里長城。后經(jīng)兩漢而三分天下，歷魏、晉、南北朝，隋再統(tǒng)一中國，才又有了足夠大的疆域，開鑿“橫亙東西、縱貫南北的大運河”。兩位統(tǒng)一江山的疆土開拓者，一個用確保北方安全的長城，成全了漢朝的文治武功；一個用四通八達的大運河，成全了大唐盛世。只有大統(tǒng)一下的中國，才有可能打造中國的運河之最、世界的運河之最，才有可能造就人類的奇跡。（附圖一 唐代形勢圖）
大運河始鑿于隋，由隋朝都城西安為起點，呈“扇形”東南、東北展開，溝通了海河到錢塘江的五大水系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封建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。到了元明清時，由于政治中心北移，為了滿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費，因漕運需要，在原隋唐大運河的基礎(chǔ)上，經(jīng)不斷改線、改造，收縮為以北京為起點、杭州為終點的,南北“線形”格局。(附圖二 隋唐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對比圖)
隋唐“扇形”大運河，向京杭“線形”大運河的演繹，記載了大運河的發(fā)展史，這個演繹過程，同時又是中國封建社會，由興盛到衰亡的過程，這段歷史，是封建社會的衰亡史，封建社會的衰亡，造成了大運河的收縮。
大運河之“大”，還體現(xiàn)在“意義重大”上，在漢語詞典中，重要也是一種“大”。隋唐大運河的意義可體現(xiàn)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外交四個方面，是全方位的。但到了京杭大運河時期，便只顧及政治需要了，那就是“漕糧”。
漕運，在中國封建社會，具有一種獨特的政治功能，運糧看上去是一種經(jīng)濟行為，但實際上卻有著濃重的政治色彩，因為古代的漕糧，就是中央的財政調(diào)撥，是實際可用于分配的財力體現(xiàn)。尤其是多事之秋，漕糧便成了穩(wěn)定大局的先決，成了維系封建統(tǒng)治的懸絲。由是，自隋到民國津浦鐵路竣工前，大運河，便成了江山社稷，賴以存續(xù)的漕運水道，在封建統(tǒng)治者的心目中，唯此為“大”。
大運河之“大”，還體現(xiàn)在對外交往上，它為大中國的對海外延伸，奠定了基礎(chǔ)。西域的荒漠古堡、野冢駝骨，見證了向西走向世界的,陸上“絲綢之路”的存在，它的起點是西安；東海、南海的出水陶瓷、沉船朽舢，見證了向東走向世界的,海上“絲綢之路”的存在，它的起點是揚州。而東西大運河，即公元六零五年，僅用一百五十多天完成的，隋唐大運河首期工程，就是鏈接兩個起點的千里水道。這一鏈接，將國內(nèi)東西南北的產(chǎn)、銷結(jié)成網(wǎng)絡，形成了大中國一統(tǒng)的市場，和出口外貿(mào)能力，使中國對進出口貿(mào)易、要求更加迫切，由于利益的驅(qū)使，更早地催發(fā)了航海家遠征的沖動。
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(tǒng)治，由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好惡,決定一個朝代的社會發(fā)展方向，已成
司空見慣，如果沒有東西大運河,將出海口揚州與京都西安鏈接起來，沒有天子的東臨
巡幸，海上“絲綢之路”，肯定要晚上幾十年乃至幾百年。如果沒有開掘大運河的暴
政酷役，隋亡與唐興也會遲到一個時期，大唐盛世也可能會成陰差陽錯，中國的歷史
也可能因此而改寫。
作出以上猜想，我可以柳江口碼頭出土的“大運河瓷”，為據(jù)說明，大運河瓷中，有大量的唐三彩、邢窯、定窯、黃堡窯產(chǎn)品，這些西部、北部唐代的精美陶瓷作品，出土在東西大運河中，出土于柳江口碼頭，應該說,絕大部分是用于出口外銷的，唐代著名窯口的作品，都屬于奢侈品，主要供皇親貴胄使用，安徽淮北段通濟渠,并非以上窯口赴京進貢的必經(jīng)之地，應是東趨江都出海口的必經(jīng)之路。另據(jù)文獻記載，揚州，同樣發(fā)掘出土過大量以上窯口的瓷器。
因為，瓷器對水路運輸具有較大的依賴性，沒有隋唐大運河的溝通，西部和北部窯業(yè)的外銷，將受到制約，同樣，可能因銷路而影響規(guī)模，因規(guī)模而影響效益，因效益而影響技術(shù)發(fā)展，對唐代“南青北白”格局的形成，也會產(chǎn)生影響。因此可以說，隋唐大運河的開鑿，第一，連通了陸上與海上“絲綢之路”，使我國的對外交通形成網(wǎng)絡，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。第二，為海上絲綢之路發(fā)展對外貿(mào)易，往西、北開拓了大片的腹地，不僅提供了大量外銷貨源，而且鏈接了進口商品的最大市場——西安。第三，由于順暢了流通渠道，有力地促進了西部、北部窯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促進了唐代陶瓷“南青北白”格局的形成。第四，中國走向世界是瓷器的功勞，瓷器——China就是中國，沒有水路運輸，就沒有瓷器的出口，通濟渠讓中國走向了世界。 “海上絲綢之路”似乎稱為“海上陶瓷之路”才更為妥帖。
以上四點，足以左右唐代歷史的軌跡。隋唐時代的中國，代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生產(chǎn)力，這段歷史,既是中國史，又是世界史上最濃重的一筆。在這段輝煌的歷史中，隋唐大運河功不可沒。
由于黃河泛濫，淤淀的黃沙，將隋唐大運河的部分河道,瞬間掩埋地下，大量的文物遺存被自然災害，用窒息式的方式與世隔絕，并完好地將大量信息保存下來，這條遁入地下的大運河，用大量的文物記載了運河昨天的信息。它們忠實地記錄下大運河的隋唐宋歷史，記錄下大運河:樞紐四面八方、融貫東西南北、流轉(zhuǎn)山澤百貨、調(diào)遣官商兵旅的歷史。
地下大運河，以瓷片為主要載體，記載了大運河前七百年的歷史；地上大運河，用現(xiàn)貌反映了大運河后七百年的歷史，“大運河瓷”記載的信息流,可擔綱佐證大運河史的半壁江山，其功可彰。
第一部分 八朝薈萃,百窯紛呈的 “大運河瓷”
第二章 何謂“大運河瓷”
大運河全長2700公里，公元六0五年的首期工程，從西安到揚州，基本東西方向，略微偏南，共分四段，除西安到洛陽段稱漕渠外，其余三段統(tǒng)稱通濟渠，通濟渠中最長的一段，是從俊儀（今開封）經(jīng)宋城（今商丘）、永城、夏丘（今泗縣）到泗州（現(xiàn)已因地震沒入洪澤湖），注入淮河。
首期工程最長的這段運河，是通濟渠的東段，因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礎(chǔ)上，改擴建而成，故又稱汴水、汴渠、汴河、廣濟渠，隋唐宋金的史料上，五個名字混用，加之，古代泗水與泗州都簡稱“泗”，導致這段河的走向,在典籍考古時，出現(xiàn)千年之爭，成為歷史懸案。這段古運河，因黃泛而全部沒入地下，成為地下大運河，又因為黃河泛濫這種窒息式的掩埋，與史料記載的語焉不詳，得以使這段地下大運河豐富的文化遺存，完好保留至今，其中，數(shù)量最大、最完好的就是陶瓷器。
我們知道，使用至今的水道，很少能出土完好的陶瓷器皿，因為它需要經(jīng)常開挖疏浚，文化層被擾亂,遺存被破壞、或者早已出土面世。而這段地下大運河，黃泛的瞬間掩埋，如同造就了一個巨大的窖藏，被截斷的歷史，嘎然而止，悄然凝固，不朽的陶瓷，在靜默中等待著重見天日、披露信息，再現(xiàn)當年輝煌。
古陶瓷的分類有許多種，按面世形式可分為：傳世、出土、出水。其中出土又可分為：墓葬、窖藏、遺址發(fā)掘。按產(chǎn)地可分為眾多的窯口；按釉色和裝飾手法歸類，唐可歸為南青北白，宋可歸為六大窯系；按時代劃分，又可分為原始青瓷、六朝瓷、高古瓷、明清瓷等。但是，作為以數(shù)量大、時代長、窯口多、地域廣為特點的，通濟渠東段出土的陶瓷器，我們以為，任何一種分類法，都不能正確涵蓋這部分古陶瓷的類型。
因此，我不得不以“大運河瓷”來稱謂她。“大運河瓷”，既有時代的含義----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西夏、金、元，八朝薈萃；又有產(chǎn)地窯系的含義----唐之南青北白，宋之六大窯系的百窯紛呈；又有出土地域的含義----三省十八縣，長達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；又有主要研究對象的含義----大運河、陶瓷。
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“大運河瓷”的定義，那就是：“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，被黃泛掩埋的、出土高古瓷”。
這里提到了“被黃泛掩埋的”概念，這是因為：第一，“大運河”故道中，正在使用的水道，因經(jīng)常疏浚開挖，不可能保留較完整的遺存。第二，已形成地下運河的故道也很多，如往東北方向的永濟渠，但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，除部分北方出口外銷瓷器路過外，南方的貢器和大量的奢侈品運輸不經(jīng)過。隋唐宋時期遺存的地域范圍較小，第三，還有非黃泛掩埋，如江南運河裁彎取直后,自然淤積的大運河故道，由于淤泥的腐蝕性較強，上層疊壓土石大小不均勻，易造成嚴重破損，釉面品相較差，且不易發(fā)掘，研究與收藏價值不大。
根據(jù)發(fā)掘現(xiàn)場觀察，通濟渠東段地下大運河文化層,及以上的疊壓物,多為金黃色粉沙，顆粒細小均勻。可以想見，當黃泛來臨之際，雖波濤洶涌，但河下的遺存，由于有數(shù)米積水緩沖，不會造成較大震蕩和流動，最多只能產(chǎn)生輕微飄動。沉船上正在運送的瓷器，因有船體及包裝物保護，可避過驚濤駭浪的沖擊，一旦沉入水下，也會迅速進入靜止狀態(tài)。然后是長期的粉沙沉淀，迅速的淤土掩埋，象在澄泥池中一樣，上面流動，下面越沉越厚，這種黃泛掩埋，隔絕氧氣，微生物失去生存條件，腐蝕和破壞很輕。黃河之水雖黃濁，但它是源于雪山之融冰與天雨之水，沖刷黃土高原混合而成的泥漿，雖濁但極凈，沉淀物形成的粉沙為弱堿性，腐蝕性遠小于海水。
第三章 “大運河瓷”的窗口，淮北市藏瓷。
通濟渠東段，自河南滎陽的板渚出黃河，至盱眙入淮河，共歷現(xiàn)今三省十八縣（市），順序為：河南省的滎陽、鄭州、中牟、開封市、開封縣、杞縣、睢縣、寧陵、商丘、虞城、夏邑、永城；安徽省的濉溪、宿州、靈壁、泗縣；江蘇省的泗洪、盱眙。
此十八縣中，一般引用的史料記載為十七縣，缺安徽省的濉溪縣。一九五0年，原宿縣行政區(qū)劃，一分為二，析出濉溪縣，后又在濉溪縣與蕭縣的范圍內(nèi)，成立了省轄市淮北市，隋唐大運河在濉溪縣境內(nèi)全長40。8公里。原史料中，由對行政區(qū)劃變更，導致的更名與撤、遷縣，都已作了調(diào)整（如符離、靈璧、虹縣、泗縣、泗洪、泗州等），唯有濉溪縣因?qū)傩陆ǎ呱跎伲欢窃谶@40。8公里范圍內(nèi)，誕生了大運河歷史上的首次考古發(fā)掘。
由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650公里，形成的地下大運河，出土最多、最完整的文物遺存,就是“大運河瓷”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收藏逐步走進平民的生活。厚重的歷史積淀，俯拾皆是的古瓷遺物，孕育和造就了淮北市一批“瓷癡”，他們把水利、修路、耕作中出土的大量古陶瓷，收而藏之，為收購大運河瓷，節(jié)衣縮食、傾其所有,保護并收藏了東至泗縣、西至商丘,七個縣范圍內(nèi),幾十年出土的大運河瓷。
作為1958年建市的新興工業(yè)城市，正因為她是新市,所以渴求厚重的歷史積淀、渴求傳承歷史的文明，需要宏揚文化底蘊。淮北市為展示“大運河瓷”,并從這一側(cè)面，彰顯大運河的唐宋盛況，斥資4000萬,建設了占地40畝、建筑面積一萬平方的博物館。2004年開館的淮北市博物館，再現(xiàn)了宋代柳江口的石碼頭，修復了唐代的沉船，用黃楊木雕的巨幅組圖，再現(xiàn)了“唯汴水橫亙中國,首承大河,漕引江湖,利盡南海,半天下之財富,并山澤百貨,悉由此路而進”的繁忙景象。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展廳面積，展示了七百余件“地下大運河”出土的精美完整陶瓷器。館藏“大運河瓷”，囊括了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金、西夏、元八個朝代的，上百個窯口的作品，如唐代,除代表南青北白的越、邢窯外，尚有甌窯、婺州窯、壽州窯、岳州窯、洪州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鞏縣窯、曲陽窯、黃堡窯、井陘窯、邛崍窯、魯山窯、長沙窯、渾源窯的器皿。宋代更是六大窯系琳瑯滿目。青釉、白釉、黃釉、黑釉、褐釉、綠釉、鈞釉、紫釉、青白釉、三彩、遼彩、紅綠彩、玳瑁釉、虎皮釉一應俱全，絲毫無愧于“八朝薈萃、百窯紛呈”的褒獎，對高古瓷愛好者來說，真正美不勝收。
淮北市博物館陳列的“大運河瓷”，是再現(xiàn)大運河的一個“窗口”，它用產(chǎn)自遼闊疆域、東西南北中的高古瓷，折射出隋唐宋元的繁榮昌盛，用精美絕倫的展品，讓我們窺見唐宋盛世、君臨天下的一斑，讓中國人驕傲,讓淮北人驕傲。
淮北市博物館陳列的“大運河瓷”，幾乎全是完整器，令人震撼。但如果你有幸看到眾多的民間藏品，它的美倫美奐，靜穆古韻，會讓你更加震撼。因為，真正的精妙孤品，尚散失在民間。當然，方家巨匠，會更注重那不可勝數(shù)的殘件、可修復件，和堆積如山的瓷片，它們會讓你看出更多的門道。
第四章 一枝獨秀報春來。
通濟渠東段形成的地下大運河，全長650公里，流經(jīng)三省十八縣、市，其中不乏古都名城，更兼有唐宋時的州、府附郭，何以偏偏在不見經(jīng)傳的淮北市、濉溪縣破土而出，一枝獨秀、報出了七百年前的信息呢？剖析開來，既有它的偶然性，也有它的必然性。偶然寓于必然之中。
因為是地下大運河，文化層是被黃泛深埋入地下的。從滎陽板渚起，到開封東的這段運河,基本貼近黃河,平行往東。由于黃河為地上懸河，堤外地下水位較高，不易開挖。那么，在興修河渠、建筑房屋時，一般還未挖到文化層深度，地下水已似涌泉，因而，在建筑物的基礎(chǔ)處理上，一般采取其他補救辦法而減少深度，從而減少了文化遺存重見天日的機會。據(jù)專家推測，可能位于開封、或鄭州附近的北宋官窯窯址，即是因此原因，而至今未能找到的。
一九八四年，中國唐史學會、杭州大學、江蘇省社科院、安徽省社科院、河南省史學會，組織的“唐宋運河考察隊”，于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，沿浙東運河、江南運河、刊溝和唐宋汴河故道（即本文所說的地下大運河），作了一次實地考察。據(jù)這次考察提供的資料顯示，從盱眙古汴河入淮口開始,到開封的這段大運河故道，基本與現(xiàn)今公路重合。也就是說,基本上是利用原有隋堤的高度筑路，以減少填方工程量，這是非常自然的選擇，這種選擇導致，由于修路走的是隋唐大運河的南北大堤，將絕對標高上提，填方量小，挖到文化層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。河南省段基本上是這樣。
同時，這次考察還發(fā)覺，只有在淮北市濉溪縣境內(nèi)的宿永公路（宿州至永城）,走的是汴河河床，而不是河堤。這段公路，當?shù)厝私小安圩勇贰薄?jù)說，解放初期的宿永公路,在兩道河堤中間，地里干活的農(nóng)民，只能聽到喇叭聲，看不到行駛的汽車。那時北堤寬約四十米，平地高出五米左右；南堤寬約二十米，高出地面三----四米，南堤已殘缺不全；河床高出地面兩----三米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年復一年的農(nóng)田基本建設，使高出地面的大運河故道，逐漸攤平。時至二十一世紀，只留下了一條西北、東南走向的坡帶。
到宿州市后，往泗縣的公路改走汴河南堤，直到江蘇境內(nèi)的泗洪、盱眙。這一段也與河南段一樣,提高了絕對標高。
泗洪和盱眙段大運河，接近汴河入淮口，史載,宋代治汴，實施了“木岸狹河”的措施，除引黃口與入淮口外，其余河道均岸直流速，激流沖沙，放慢了淤淀黃沙的速度，減少了疏浚工程。而地處入淮口的泗洪、盱眙段,則岸闊淺慢,成為了淤沙的港灣，疏浚較多，因而遺存較少。
綜上所述，長約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，在柳孜，首先正式進行考古發(fā)掘，了斷了汴河走向的南北之爭，并且，河南、安徽七縣出土的大運河瓷流向淮北市，建成了以大運河藏瓷為主題的博物館。首先還應得益于這段“槽子路”。長達650公里的大運河唐宋文化層,象一條礦脈，曲曲彎彎潛入地下，而槽子路降低的標高，客觀上形成了礦脈中的“露頭礦”，首先出土大運河瓷,先于其他地方出現(xiàn)收藏熱,首先被考古發(fā)掘，“一枝獨秀報春來”，這是必然。
柳孜，又叫柳江口，唐、宋、元、明皆為商賈云集的大鎮(zhèn)。鎮(zhèn)址建于汴河南堤上。《宿州志》載：明代柳孜鎮(zhèn)有“廟宇九十九座，井百眼”。明代柳江口，由于大運河湮塞而沒落,但仍可見唐宋小鎮(zhèn)之盛況。柳孜現(xiàn)存宋碑兩塊。其一為“天圣塔碑”完整無缺，碑文載:該碑立于天圣十年（公元1032年）二月七日，其中助緣修塔者有“右班殿直、前柳孜鎮(zhèn)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張?zhí)幦剩笫探⒘捂?zhèn)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丘裔”，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掌管捕捉盜賊，屯駐兵甲訓練差使，一般設置于州、縣或控扼要害之地。柳孜鎮(zhèn)設有“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”，可見其地沖之要害。
另據(jù)史載，唐咸通九年 (公元869年)，藩鎮(zhèn)割據(jù)，龐勛叛亂,派部將姚周，屯兵柳孜，控扼漕運，以斷京師糧路。康承訓將兵七萬圍困柳孜。宋時，楊存保曾與金兵戰(zhàn)于柳孜，亦為控扼漕運，以供京師。元至正年間，侯德源任柳孜巡檢，數(shù)與農(nóng)民起義軍交戰(zhàn)于此。柳孜雖為小鎮(zhèn)，但地當要沖，控扼漕渠,商旅要會、百貨轉(zhuǎn)承，能屢見史載，可謂歷史厚重。
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，在柳孜鎮(zhèn)隅子街口,離地面五米深的地方，發(fā)現(xiàn)一條由南往北，深入地下的石臺階，均用兩米長、六十厘米寬、三十厘米厚的青石塊砌成。當時，即斷定是座落在大運河南岸的一座大型石碼頭，由于兵荒馬亂，無人顧及考證發(fā)掘。
解放后至一九八四年間，在濉溪縣境內(nèi)，還因燒窯取土、修筑宿永公路、興修水利等，多次挖開了大運河斷面，據(jù)安徽社科院朱玉龍先生，八四年所記《汴河及其對安徽淮北地區(qū)的影響》一文載“一九六二年，淮北地區(qū)興修水利，曾于百善、柳孜、四鋪挖了三條南北大溝，穿汴堤而過，可以清楚看到汴河斷面的情況。據(jù)當時負責這項水利工程的，一位水利干部回憶，河槽口寬四十米，底寬十五米。堤為夯土結(jié)構(gòu)，坡度較小，河床內(nèi)為淤泥沙土，從地表向下七米，仍未見原始土層，故公路橋不得不改建它處”
三鋪鄉(xiāng)的石圩子村，長年燒磚取土，切開了隋堤北堤及河床，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，汴堤逐年加高的夯土分界，和河床中淤積泥沙的土層分界。堤為黑色原狀土，坡度1:2---1:3。河床上半部分為黃沙土，下半部分是黑壤土。淤積厚度，地表層2—3米，向下依次為八十七厘米、六十厘米，一百零七厘米、七十厘米、一百厘米、八十厘米(是否大致是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對應的文化層?筆者注)。淤積層中，蚌、蝸牛等水生動物的殘骸，比比皆是，朽掉的古錢、破碎的陶瓷片，俯拾即得。另外，還有許多段木和骨骸。
朱玉龍先生八四年的記載，以及當時隋堤的斷面所示，其實已很能說明通濟渠的走向，但當時走馬觀花式的訪古考察，未能提供準確的發(fā)掘報告為依據(jù)，仍不足為“大運河”考古定案的憑據(jù)。故八五年中國唐史學會組織的“訪古”文集中，很多文章仍寫到：通濟渠路線目前尚難下定論，只有通過系統(tǒng)的大量考古發(fā)掘資料，來印證文獻記載，才能下結(jié)論，現(xiàn)在，也只好求同存疑。”注一
一九九九年初，百善鎮(zhèn)以西,宿永公路段拓寬工程開工，在對穿過柳孜村一段,進行裁彎取直的新路基礎(chǔ)施工時，挖掘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等文物，結(jié)合當?shù)乩先藢箲?zhàn)時發(fā)現(xiàn)，深入地下五米的石階的傳說，省、市、縣文物部門，共同對修路工程施工現(xiàn)場,進行了認真的考古調(diào)查，并將調(diào)查情況，上報國家文物局。
五月初，經(jīng)國家文物局批準，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、淮北市博物館、濉溪縣文管所，共同組成考古發(fā)掘隊，對該路段進行了搶救性發(fā)掘。這次考古發(fā)掘，共開探方8個，累計揭露面積九百三十平方米，歷時近二百天。發(fā)掘出一處石構(gòu)筑物遺址（宋代碼頭）、八只唐代沉船，隋唐宋金時期陶瓷器1653件，灰坑一座，以及大量鐵器、骨器、石器、畫像石、動物骨骼等遺物。出土瓷片數(shù)十萬件,當時可明確辨認出窯口的有：壽州窯、白土窯、烈山窯、蕪湖東門渡窯、越窯、吉州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建陽窯、長沙窯、鶴壁窯、鞏縣窯、鈞窯、耀州窯、磁州窯、定窯,還有一些屬于耀州窯系的青瓷,定窯系的白瓷,以及屬于磁州窯系的白地黑花、刻劃花瓷和外黑內(nèi)白地黑花瓷。（見照片1--11 ）
根據(jù)發(fā)掘報告所述，發(fā)掘點所布探方，均位于大運河故道南側(cè)岸邊，河道深達七米，上層4—5米為表層，及運河廢棄后的地層堆積；下面，是隋唐時期大運河運行時，所形成的文化層，其厚度為2米，其中的“一期一段”出土器皿，“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，代表了運河的開挖和最初使用的年代。（見照片1--4 ）而到了宋代,大運河宋代河道，在隋唐河道的基礎(chǔ)上，向北偏移了10米左右”注二 致使宋代石碼頭，壓覆了隋唐文化層。根據(jù)七#探方資料分析結(jié)果看：上層4—5米仍為表土層，及運河廢棄后的地層堆積；下面，是宋代大運河運行時，所形成的文化層，其厚度為2米，河道深仍為7米。7米以下為料姜石生土層，無隋唐時期的典型文化遺存。
根據(jù)該發(fā)掘報告分析，限于上世紀田野考古、窯址發(fā)掘的經(jīng)驗不足，對該發(fā)掘結(jié)果的認知尚有局限，現(xiàn)應重新評價三點：一是，對出土的陶瓷器1653件的產(chǎn)地窯口認定，應按最新窯址考察的結(jié)果審定，特別是發(fā)掘報告中指出:“初步能辨認的窯口……，除此，還有一些殘碎瓷片的窯口不清楚”根據(jù)該市文物征集的長期經(jīng)驗，窯口似應更多一些，這對研究運河史、交通史、具有更大的意義。
二是，宋代河道向北偏移10米左右，可能是宋代治理大運河，所采取的‘木岸狹河、扼束水勢’，從而形成‘激流沖沙、減慢淤淀’措施，導致的大運河河道縮窄的結(jié)果。從發(fā)掘報告亦可看到，此次發(fā)掘，也曾出土了大量的木樁。這樣理解，是否才能與歷史記載相吻合。
三是，該次考古發(fā)掘的主要目的，是解決隋唐大運河走向，與始鑿年代的問題。因為，關(guān)于汴渠南線北線之爭，在典籍考古為主的以往時期，史料所載“走汴入泗”，被理解為：經(jīng)商丘后,走泗水運道，經(jīng)徐州、蕭、碭，到淮陰入山陽瀆運河道一線，而不是經(jīng)汴渠入泗州，且現(xiàn)在持這一觀點的，頗有“大家”。古代又有白居易的詩、蘇軾的《書傳》等為證，爭論中頗占上風。而作為田野考古的殺手锏---挖開來看，則是最讓人心悅誠服的。故本次考古發(fā)掘所布探方，主要是為揭示隋唐文化層，尤其是發(fā)掘出大量隋代的文化遺存。這批具有典型隋代特征的大運河瓷有：壽州窯、安陽窯、湖南湘陰窯等窯口的作品，以及多達8艘的唐及唐以前沉船，徹底否定了“隋代初開大運河走北線，晚唐時改走南線”的猜想。
那么，在這一發(fā)掘的明確目的，實現(xiàn)的同時，也為成果的更全面性留下了一點遺憾。那就是探方未能再向北、向東揭示一些。因為宋代河道束窄，移向了向北的河床中心，7#探方雖挖了宋代文化層，但面太小，出土遺存太少。另外,由于宋代建設石碼頭,該處文化層被擾亂,年代的疊壓分層不夠典型。如能往北、往東再擴一些，挖開宋代石碼頭東側(cè)（下游）的文化層，可能會因水流的渦旋，收獲更多的宋代及以后文物，文化層疊壓關(guān)系可能更典型.那將會揭示出隋唐大運河鼎盛期，宋代的更多秘密。也可能會讓更多精美的宋及宋以后的大運河瓷重見天日。
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兩次考古發(fā)掘
1999年，淮北市柳孜考古發(fā)掘成果,被國務院公布為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之后,引起周邊城市的高度重視,2006年4—8月，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為主,并抽調(diào)淮北市、淮南市、宿州市文博考古人員,組成了考古隊,對宿州市西關(guān)步行街工地，隋唐大運河遺址,進行了考古發(fā)掘。考古鉆探面積兩萬平方米,發(fā)掘遺址面積600平方米,出土各類文物標本(含完整器)1400件,主要有瓷器、陶器、銅器、鐵器、骨器、玉石器、琉璃器、另出土了動物骨骼一批。各類出土文物中，瓷器比重占85%,經(jīng)初步整理，可歸屬的窯系有:邢窯、越窯、壽州窯、白土窯、鞏縣窯、長沙窯、吉州窯、定窯、鈞窯、磁州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建窯等，精品有:唐代鞏縣窯的絞胎枕、三彩枕、長沙窯的褐釉象座枕、長沙窯褐斑執(zhí)壺、北宋定窯花口瓜楞腹白瓷瓶、磁州窯珍珠地花卉白釉缽、以及唐宋瓷塑人物、動物,還有健身球、色子、圍棋子、彈丸、哨子等玩具。(見照片12--29 )在發(fā)掘的600平方米內(nèi)，出土了數(shù)十萬件瓷片。（見“隋唐大運河宿州段首次考古發(fā)掘成果匯報展綱要”）
經(jīng)發(fā)掘得知,大運河的河口寬為32.65米,河底寬近20米，深5米。這與1962年，濉溪縣百善、柳孜、四鋪三條南北大溝，挖開的汴河斷面情況基本一致。
2007年初,宿州市區(qū)內(nèi)的佳苑工地，基礎(chǔ)施工時,因該工地位于隋唐大運河遺址上,安徽省考古隊又組織了發(fā)掘,這次發(fā)掘，除出土了大量陶瓷器、鐵器、銅器、骨器、玉石器外,還發(fā)現(xiàn)了石砌建筑物遺址、沉船、石彈丸等。宿州市是大運河上的重鎮(zhèn),因保漕運通暢,唐元和年間（809年）升為州，咸通三年（862年）于宿州置宿泗都團練使、宋建隆元年（960年）升為防御使，開寶五年（972年）建為保靜軍節(jié)度，這次發(fā)現(xiàn)的石砌體是碼頭？還是要塞？尚待進一步發(fā)掘考證。另據(jù)筆者現(xiàn)場觀察，該處出土瓷片，與前兩次大運河的考古發(fā)掘，最大的不同是，大量的龍泉窯和精美的鈞窯瓷片面世，期待宿州市這次考古發(fā)掘會有更大突破。
截至目前，通濟渠東段長達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，在安徽省境內(nèi)的約170公里段，已進行了三次考古發(fā)掘，也是大運河僅有的，三次規(guī)范的考古發(fā)掘。這三次考古發(fā)掘成果，是大運河考古的重要基礎(chǔ)資料，應結(jié)出更多的研究成果。
第六章 決非必然
由于宿永公路“槽子路”走的是大運河河床，地下大運河在該處首先被披露，似乎是必然，但又決非必然。淮北柳孜，作為隋唐大運河的地下遺址，被首先發(fā)掘，是與淮北市人民的文物保護意識、以及淮北市有著一支十分敬業(yè)的專業(yè)文保隊伍，和萬分投入的業(yè)余收藏家隊伍分不開的。
何以數(shù)百公里出土的“大運河瓷”，流向淮北市？何以未需國家、省財政投入一分錢，建成上萬平方米的展館？淮北地區(qū)亦曾有過，挖出古瓷器以為晦氣，必將粉碎而后快的風俗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，出土的“大運河瓷”幾乎全被砸碎。但當淮北市的收藏隊伍，先于他方出現(xiàn)之后，“晦氣”的器皿能變?yōu)楣哦軗Q出錢來的時候，人們便變的小心翼翼了，“晦氣”的瓷器，轉(zhuǎn)而變成了“寶”，沿大運河的農(nóng)民爭相傳頌，誰家撿到了“寶”，從柳孜村的農(nóng)民中，逐漸產(chǎn)生出了一支“淘寶隊”,西至商丘，東至泗縣,干起了“淘寶”的行當。他們雖似乎“違法”，但卻客觀上保護了文物，他們作為國家文物征集的補充力量，對文物的保護作用,遠遠超過了專業(yè)的文保隊伍。他們的行為，既代表了文物保護的發(fā)展方向，又確實需要規(guī)范。如不加以規(guī)范，也會走到文物保護的反面。當然，這是另外一個課題了。
其實，隋唐地下大運河，在其它地方被首先搶救性發(fā)掘的機遇也是很多的。通濟渠走“南線”，被柳孜發(fā)掘證實前，很多專家也推斷出，“大運河”從泗縣、宿州、永城的市中心穿過，在這些穿越市中心的河道上方，每年都有新的高樓迭起，它們在基礎(chǔ)施工時，不可避免地會出土大量“大運河瓷”，以及其他文化遺存，只是不幸的被扼殺了。建筑商、開發(fā)商、地方財政，都不愿為發(fā)掘“埋單”。而淮北市這一新興工業(yè)城市，對自己以往的古文明倍加珍重，需要展示厚重的歷史積淀，恰恰成了這次發(fā)掘的契機。
淮北市博物館及民間藏瓷，是“八朝薈萃、百窯紛呈”的“大運河瓷”的窗口。為研究大運河史，隋唐宋金元交通史、唐宋金元陶瓷史、隋至元水利史，以及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、外交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，也是國人展示昔日大運河風采的一個縮影，她是大運河工程不愧為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的有力佐證。
注一:<<隋唐運河與中晚唐漕運>>潘鏞 王永謙著
注二:<<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(fā)掘報告>>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
第二部分 大運河的廢棄
大運河從隋代開鑿以后,幾經(jīng)廢棄,塞而復通,通而復塞。這段大運河究竟何時最終廢棄,并成為地下大運河?也就是說,通航究竟到何時?是一個值得探索的、十分有意義的課題。因為，它牽涉到“大運河瓷”中的許多金、南宋、元代遺存,能否發(fā)放出生證的問題.
第七章 史料中可見數(shù)被廢棄。
大運河的首次淤塞與廢棄,始于安史之亂時的戰(zhàn)亂與割據(jù)（公元755年）。舊唐書載:“夫以東周之地，久陷賊中,宮室焚燒，十不存一………東至鄭、汴，達于徐方，北自覃懷，經(jīng)于相土，人煙斷絕，千里蕭條。”注一“東都河南并陷賊，漕運路絕”。
安史之亂，淮河以北，盡被人禍。叛軍、唐軍的搶掠燒殺,以致滿目蒼涼，沿通濟渠東段,也成爭奪的焦點。在戰(zhàn)事頻仍的兵荒馬亂之中，漕運路斷，運河淤塞,是可想而知的。唐朝廷北聯(lián)回鶻,收復東都（今洛陽）后，漕運復通。但幾年后,史朝義舉兵宋州（今商丘）反唐，漕運又絕。安史之亂致使民眾流離失所，藩鎮(zhèn)割據(jù)，阻斷航道，大運河先后十年被廢棄。
直到代宗朝廣德二年（公元764年）三月,才啟用太子賓客.通州刺史劉晏,重開漕運。當然,劉晏重開漕運的第一著棋,就是疏浚汴渠,漕運即通（劉晏整治漕運共出九策）。
大運河的再度廢棄,是唐末及五代時期的藩鎮(zhèn)割據(jù)。劉晏整治漕運后，漕路雖通，但由于大的局勢是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愈演愈烈，唐王朝與藩鎮(zhèn)之間,圍繞著隋唐大運河的漕運，逐漸演繹成扼控汴、宿兩城的拉鋸戰(zhàn)。這期間，唐王朝屢次變更汴、徐兩州的行政區(qū)劃和人事，以加強對兩地的控制。并于元和四年（公元809年）,將符離縣甬橋鎮(zhèn)升格為宿州，脫離了政治上左右游移的徐州控制，強化了大運河要沖的地位。大運河漕運，在以后一段時期內(nèi)運轉(zhuǎn)正常，這在漕運史上曾被稱為“元和中興”。
中興的憲宗去世后，穆宗長慶二年（公元822年）,先是控扼漕運的汴州發(fā)生兵亂，繼之，駐徐州的武寧節(jié)度副使王智興亦發(fā)動兵變，至甬橋（今宿州）“遂掠鹽鐵院緡幣，及汴路進奉，商旅貲貨，卒十取七八”。注二劉晏治漕后,正常運轉(zhuǎn)了近六十年的漕運,開始失控。咸通九年（公元868年），戎守桂林的徐州兵馬，在龐勛的帶領(lǐng)下,發(fā)動兵亂，由水路從桂林返回徐州，沿途占領(lǐng)了泗縣、柳孜（今安徽濉溪東）、宿州，于是漕驛路絕；僖宗時，黃巢起義軍又圍宋州（今商丘），以斷漕路；不久，徐州的藩鎮(zhèn)時博，南攻泗州，漕路又被阻絕。至此，全國各地已基本被藩鎮(zhèn)割據(jù)，沿大運河均被藩鎮(zhèn)兵馬阻斷。
五代時期史載:“汴水自唐末潰決，自甬橋東南，悉為污澤”注三“運道久梗，葭葦埂塞”。注四
如據(jù)史料記載，從唐末公元822年，至宋初開寶年間（公元970年前后），大運河被廢棄似有150年之久，但據(jù)柳孜考古發(fā)掘5#、6#探方的2、3、4層遺存中, ，以及宿州西關(guān)步行街考古發(fā)掘出土的五出葵口、玉壁底器皿分析，（見照片12 ）這一文化層出土的器皿，具有典型五代特征。其中亦發(fā)現(xiàn)五代越窯“秘色瓷”作品。(見照片 6 )從地層堆積疊壓關(guān)系上看，大運河并未中止使用。我認為這便是應引起注意的“因漕運不通，被朝廷廢棄后的大運河，仍被民間商旅長期使用”的現(xiàn)象。這種現(xiàn)象也同樣出現(xiàn)于金、元朝代，只是由于失去了顯赫的政治意義，而不被史料記載罷了。這點我將在以后的章節(jié)中再重點考證。
史料所載:第三次湮塞與廢棄,是從北宋末年的宋、金拉鋸，到最終劃定以淮河為界的兩朝對峙時期。入宋以后，黃河由隋唐時的“穩(wěn)定期”轉(zhuǎn)入“波動期”，下游河床遷徙增多，主要原因是河水中泥沙量增多，淺慢淤淀加劇，洪水下來，只有再沖出新的河道，甚至漫溢決堤。
宋真宗時,采取了“木岸狹河，激流沖沙”的措施，宋神宗時,采取了“引洛清汴”的沖沙措施，有宋以來,積貧積弱的宋王朝，奉行“漕運便是穩(wěn)定”的信條，真正把汴河的治理、漕運的維持，當作了江山社稷存續(xù)的頭等大事。然漕運之糧只能救急，不能救命，治表而不能治本。從唐末開始已完全蛻變功能的大運河，不再能輔佐封建王朝，也不能阻止封建社會的衰敗，最后還是充當了北宋王朝的殉葬品。----公元1128年，金兵攻占汴京后,繼續(xù)南犯，據(jù)〈金史〉載：南宋的東京留守司杜充，為了阻止金兵南下，在滑縣的李固渡西，人為決堤。
黃河從東明入魯西南，經(jīng)巨野、嘉祥、金鄉(xiāng)一帶入泗水，并由泗入淮，黃淮之間頓成澤國。自北宋末，至金皇統(tǒng)元年（公元1141年）期間，南宋與金在江淮流域長期拉鋸戰(zhàn)，民不聊生，流離他鄉(xiāng)，汴渠失修失浚，廢棄湮塞。南宋使臣樓鑰的《北行日錄》，記載了當時宿州通濟渠的湮塞情況，“自泗州循汴河而行，至此，河益湮塞，幾與岸平，車馬皆由其中，亦有作屋其上”。可資佐證。
北宋末年的這次廢棄與湮塞之后，由于南宋與金的對峙，不再需要運河的漕運，來維系封建統(tǒng)治。而后,又繼之元朝定都北京，漕運的終點發(fā)生了變化。漕運的“救急”特性，決定了大運河的裁彎取直結(jié)局，于是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段，從此在正史的《河渠志》中銷聲匿跡了。典籍考古便將通濟渠，從此判為“湮塞”了.
第八章 通濟渠塞而復通需多久?
通濟渠段，歷史上曾數(shù)度被廢棄和湮塞，但又都輕易被疏浚，在湮塞后被疏浚的過程中，見于史料記載的，也僅是“發(fā)某、某、某某州役，浚之”，沒有增設過什么閘、涵、橋、堰等技術(shù)難，或投資大的建筑物、構(gòu)筑物。
我們知道，隋代始鑿1000公里的隋唐大運河（西安----江都），也僅用了150多天，因而，使許多后世學者,懷疑通濟渠最初走的不是“南線”，而是泗水老路。其實，通濟渠南線雖屬新鑿，但依然是在精密勘察測量的基礎(chǔ)上，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,將它們串聯(lián)并拓寬而建成的。根據(jù)臺灣學者陳正祥先生所著《中國文化地理》所證：通濟渠東段,西起河南滎陽板渚,引黃河水東行，走汴河故道至陳留；從陳留東南，到宋州一段，長215公里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；從谷熟到臨渙一段，長205公里，是利用了渙水（今澮水）河道；從臨渙東南，到蘄縣北一段，借用蘄水河道；虹縣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。這些原有水道，以天然水源、自然坡降為基礎(chǔ)形成，自滎陽至泗州650公里之遙，均屬黃河沖擊平原,一馬平川，無山嶺殘丘阻隔，方向為西北往東南，符合我國自然地形傾斜的方向，與大的水流走勢、走向吻合。在這片大平原上,截斷并取直原有河道，使之一瀉千里。在那沒有GPS定位、三維空間設計的年代，我們的祖先，征服自然的過人智慧，實在令今人嘆服。這又使我想到：現(xiàn)代的運河史學者,對大運河南線產(chǎn)生于隋代的質(zhì)疑，實在有些無來由。宇文愷這位隋代大運河的總設計師,應可與貢、禹相左，比現(xiàn)代學者的智慧、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唐代詩人皮日休，在那個朝代即認識到這些，有詩為證：“萬艘龍舸綠絲間，載到揚州盡不還。應是天教開汴河，一千余里地無山。盡道隋亡為此河，至今千里賴通波。若無水殿龍舟事，共禹論功不較多”。注十二
隋代大運河的選線，由于符合了地理走向的自然規(guī)律，并且巧借了原有河道加以拓寬，開鑿僅用了150多天，這是有案可查的。那么，在以后塞而復通的疏浚中,需日幾何呢？
查《宋史.河渠志》知：“隋唐而后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(shù)處，決口有至百步者，塞而不合，干涸月余，綱運不通，南京及京師皆乏糧，責都水使者措置，凡二十余日,水復舊，綱運沓來，兩京糧始足”。注五
靖康之年，汴京開封曾兩度被金兵圍城，正月被圍困后，李綱率兵拼死抵抗。至二月，城仍未破，金兵恐生變故，燒殺搶掠后,撤回黃河以北。此間，開封城里，皇親巨富，由太上皇宋徽宗率先帶頭，沿大運河爭相南逃。沿途亦有殘兵敗將、散兵游勇,看著皇親國戚、貪官婪宦，載著滿船的細軟、金貴之物，棄國而走，憤然決河放水，將船只擱淺，盜搶財物。這在綱紀已蕩然無存的北宋之末，應屬正常。
然而，當金兵北撤之后，北宋朝廷已風雨飄搖，如強弩之末，在沿汴民眾流露失所的頹敗局勢下，通濟渠尚能二十余日塞而復通，這說明通濟渠的開鑿，遵循自然,修復較易，雖歷五百年淤淀，仍能快速疏浚復航，且不需耗費太多財力。如在和平時期，勞力充裕，恐疏浚時日更短。
第九章 漕運功能的喪失與大運河的衰敗。
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的漕運功能喪失，決定了這段運河的衰敗。這在封建社會的宋元時期，是必然的發(fā)展趨勢。因為“漕運”帶有政治色彩，它維系著江山社稷。東西大運河的漕運功能喪失，就意味著它將被朝廷廢棄，失去朝廷財力的支持，對以黃河是為水源的大運河來說，淤淀與淺澀，最終走向湮塞，當然是命中注定。
但不容忽視的是：大運河除漕運功能之外，尚有很多其他功能。如：商旅、淤灌、排澇、軍事、續(xù)引黃河之水南歸東海等等。當然，封建社會里,經(jīng)濟功能沒有政治功能重要；在封建社會里,經(jīng)濟是在自然狀態(tài)下成長的，在財力分配上，統(tǒng)治者對經(jīng)濟成長的扶植，只能在滿足政治統(tǒng)治之需后,分一杯羹。南宋、元、明、清時期，封建帝國已逐步走向日暮途窮，何來財力與膽識，重振隋唐大運河雄風？
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，在被大宋朝廷廢棄后，在走向衰敗的不歸路途中，仍有很長一段時間，還在為沿途的地方、百姓，以及宋金貿(mào)易;宋金對峙中的兵馬糧秣調(diào)運;金王朝移都汴京后的繼續(xù)對江淮地區(qū)的剝削掠奪，甚至金滅亡后的宋元拉鋸時期的，兵馬糧秣調(diào)運發(fā)揮著作用。當然，軍事用途一般史料都無詳細記載。但是，難免露出一些蛛絲馬跡，地方志中亦可發(fā)掘出一些史料。
總之，北宋滅亡之后，漕運功能喪失，就意味著被朝廷廢棄，但廢棄并不等于湮塞；隋唐大運河開始衰敗，正向其他事物的發(fā)展一樣，大運河在衰敗期，也同樣存在著生命運行的軌跡,也同樣在為東西南北的交流繁忙著。
繼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發(fā)掘之后，宿州市于2006年，與省考古研究所,共同搶救發(fā)掘了兩處大運河故道。筆者多次親臨現(xiàn)場,觀看了地層剖面，及發(fā)掘出的遺存。宿州市城區(qū)考古現(xiàn)場出土的大運河瓷，有相當數(shù)量的南宋及元代龍泉青瓷，以及大量的金、元代磁州窯系、鈞窯系作品。
安徽淮北柳孜考古發(fā)掘,也曾出土許多金代烈山窯瓷器。《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(fā)掘報告》中稱，（第三期）“五段中，碗、盤均內(nèi)澀圈，是1999年新發(fā)現(xiàn)的，淮北市南宋（金）烈山窯的產(chǎn)品。瓶為上白釉、下黑釉，肩部斜書“仁和館”款字，這種在瓶上書款的例子，在河北磁縣彭城鎮(zhèn)的宋代窯址中曾有發(fā)現(xiàn)。”“月白色均窯釉盤，是鈞窯系南宋（金）時期產(chǎn)品，綜觀第三期五至六段的器物特征和各窯口的燒制年代，將第三期五段定為北宋時期，六段定為南宋時期，第三期的年代為960～1279年。”以上所引該發(fā)掘報告，明確稱：出土第三期六段為南宋（金）代作品。但磁州彭城窯“仁和館”款四系瓶，顯系元代作品。
穆青先生在《彭城窯元代白地黑花瓷器的藝術(shù)特色》一文中論及：“大約從金代后期起，彭城窯開始迅速發(fā)展，元代彭城窯產(chǎn)品主要以白地黑花為主，其中，以盆、四系瓶和罐最具特色。”“元代彭城窯的四系瓶產(chǎn)量相當可觀，而同期觀臺窯遺址地層中，卻只見梅瓶，未見有四系瓶出土。可見，河北磁州窯的四系瓶，基本上都是彭城窯生產(chǎn)的······頸肩之間安四系，系的形制絕大多數(shù)為上寬下窄扁泥條系。”穆青先生還指出，這一時期的四系瓶，書寫各種“館”銘的，有“太平館”、“仁和館”等。注十一
該文中的描述與所登照片，均與淮北柳孜碼頭考古發(fā)掘中，出土于一號灰坑中的第27號，磁州彭城窯仁和館款四系瓶完全一致，（見照片11）另據(jù)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，磁州窯文化叢書中馬小青、李六存編著的《磁州窯四系瓶》；亦認為彭城窯始于金末、盛于元。1999年8~9月，邯鄲市文物研究所對彭城鹽店、大廟坡遺址進行了考古發(fā)掘，在元代地層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標本和殘片；且四系瓶的器型特征是：早期的是橢圓形近似圓形，元代主要是橄欖形。這說明磁州彭城窯元代作品仍在大運河通濟渠東段有流通。
也就是說，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、元時期，隋唐大運河在“衰敗期”的運行軌跡。那么，我們怎么從典籍中進一步考證呢？
第十章 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。
第一節(jié)、隋唐大運河在金代外貿(mào)與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中的作用。
《金史》載：“皇統(tǒng)元年十月（公元1141年），都元帥宗弼與宋約，以淮水中流為界”。從此，南宋與金進入了一個相對穩(wěn)定的和平時期。宋金以淮河為界后，不久便開始了互市貿(mào)易，金稱“榷場”。榷場，乃“與敵國互市之所也”。注六 也就是現(xiàn)代人所說的對外貿(mào)易之“邊貿(mào)”場所。
金王朝是發(fā)祥于東北的女貞族，由于東北地區(qū)氣候寒冷、多山，農(nóng)業(yè)一向不夠發(fā)達。女貞人的林獵制品，需通過貿(mào)易來換取農(nóng)產(chǎn)品，以維持生計，故金人的貿(mào)易意識較強。宋金的榷場貿(mào)易，還可為宋、金王朝補充軍備物資和軍費。
見于《金史》的榷場記載較多：“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（公元1159年），罷鳳翔府、唐、鄧、潁、蔡、鞏、洮州并膠西縣所置者，而專置于泗州------五年八月，命榷場起赴南京（今商丘）。”注六
“世宗大定四年（公元1164年）復置泗、壽、蔡、唐、鄧、潁、密、鳳翔、秦、鞏、洮諸場”。注六
“泗州場，大定間（公元1161----1189年）歲獲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七貫，承安元年（公元1196年）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……。宋亦得課四萬三千貫”。注六
“泰和八年（公元1208年）八月，以與宋和、宋人請如舊置之。遂復置于唐、鄧、壽、泗、息州及秦、鳳之地”。注六
《宋史.食貨志》“（紹興）十二年（公元1142年），盱眙軍置榷場官鑒，與北商博易，淮西、京西、陜西榷場亦如之。二十九年（公元1159年），存盱眙榷場、余并罷”。注七 此處“官鑒”二字的含義應是設置出口驗關(guān)機構(gòu)的意思。
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，宋金貿(mào)易的榷場總少不了泗州和秦州，且有一段時間是僅置泗州與商丘（均在通濟渠沿線）。1159年罷所設諸榷場，專置泗州，說明泗州榷場設置早于1159年，應在宋紹興十二年（1142年）前后。
宋金對峙時，泗州與盱眙隔淮相望，宋為盱眙軍榷場，金為泗州榷場，對等設置。與榷場相配套的必然是運輸（那時只能是水運）。泗州居淮河之北，汴渠穿城而過，如汴渠水運不通，往北輸往金國的貨物，便無法北上，金人豈肯在此設場，商人豈肯來此“榷貨”？
載入《金史》的，榷場年稅收情況（歲獲），僅兩個。一個是泗州場，從上面引文看，歲獲增長很快，發(fā)展比較穩(wěn)定，說明各方面配套較好。同時應是宋金貿(mào)易的最大榷場，才有資格作為代表載入史料。瓷器貿(mào)易，量大易碎，自古依賴舟船運輸，泗州榷場的博易量最大，恐其為主要的瓷器交易榷場有關(guān)。其他榷場或者不通水路，或者水運條件不如汴渠。
南宋與金對峙時期，淮河以北近半數(shù)漢民在金人 統(tǒng)治之下，民族文化的差異，使“尚青”的漢人，依然對龍泉窯格外垂青。漢人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，對金人、民族壓迫的反抗，表現(xiàn)的往往比較含蓄。北方漢人使用南宋龍泉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建窯、吉州窯的精美器皿，既實惠，又寄托一種對宋朝的懷念，對金朝的不屑。這種消極的抵抗，導致宋金、宋元對峙時期，南方輸入北方的瓷器劇增。這種情形，在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中，出土的瓷器辨認上，可以得到印證。以上南方四窯的瓷片出土量，均為大宗。另外，金代的耀州窯、定窯、鈞窯、磁州窯作品在隋唐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中亦有出土，但量不及南方四窯，估計金朝輸往海外的瓷器，亦承宋制，從泗州轉(zhuǎn)口。運往揚州、明州（今寧波）、泉州出口。
另一個榷場,年稅收情況（歲獲）的代表，是秦州場。而秦州，是金對西夏和吐蕃的貿(mào)易榷場，也應是西北最大的榷場代表。
南方各地的貨物收購后，通過江南運河與邗溝，入淮河輸往泗州場。交易后，通過通濟渠、黃河、永濟渠向北，滲入金的屬地范圍。而另一途徑是：通過通濟渠，經(jīng)黃河、入渭水，遡往秦州場，轉(zhuǎn)口西夏、吐蕃諸部，將西夏、吐蕃諸部的物資，再轉(zhuǎn)口泗州場，輸往南宋。(見附圖三)
秦州（今甘肅天水）居于渭水上游，下游經(jīng)西安，入漕渠與黃河相接，即進入隋唐大運河。秦州，歷來是唐、宋王朝與吐蕃、西夏最大的貿(mào)易榷場，因為唐宋王朝加強軍備的好馬，產(chǎn)于吐蕃、西夏，秦州歷來是軍馬交易的主要集散地。“蕃部馬至，徑鬻于秦州”注八鬻是賣的意思。宋金對峙之后，金地，隔絕了南宋與西北的馬匹貿(mào)易，必須經(jīng)金國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，南宋史料記載中，有關(guān)榷場貿(mào)易“輸入的貨物，主要是應選軍器之物及犬馬等”。注九，柳孜與宿州運河考古發(fā)掘中，均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，馬骨所占比例，還應請有關(guān)專家鑒定分類。
《金史》所載的當朝最大的兩個榷場，一個在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的東端口，一個在隋唐大運河西端口的渭水上游，（見附圖三）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，這是自然條件使然，是任何社會現(xiàn)象，都必然要遵循的自然法規(guī)。說明，同是中國先祖的女貞人，也有著征服自然，利用自然的聰明才智。金朝利用隋唐大運河，建立了自己的外貿(mào)運輸、與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運輸?shù)乃\系統(tǒng)，同樣也值得我們贊頌與紀念。
第二節(jié)．隋唐大運河在金代軍事上的作用
先從《宋史》記載的南宋兩次北伐，看金代通濟渠的軍事作用。
紹興十一年（公元1141年），簽訂了宋金“紹興和議”，南北戰(zhàn)爭出現(xiàn)了20多年的穩(wěn)定時期。孝宗繼位后，于隆興元年（1163年），發(fā)動了“隆興北伐”。五月初，宋將李忠、邵宏淵率軍六萬，號稱二十萬，渡淮河北伐金國，先克靈壁，再攻占虹縣，乘勝打下了宿州，這即是戰(zhàn)史上著名的，先勝后敗戰(zhàn)例“符離之戰(zhàn)”。
開禧二年（公元1206年）四月，鎮(zhèn)江都統(tǒng)制兼山東、京東路招撫使郭倪，率東路宋軍不宣而戰(zhàn)，先派武鋒軍統(tǒng)制陳孝慶，渡淮河攻泗州，宋史載：泗州有東、西兩城，領(lǐng)軍畢再遇，先佯攻西城，而自率勇士登上東城殺敵，東城金軍棄城而逃，西城金軍即降。五月初，陳孝慶部又攻占了虹縣。消息傳來，朝廷振奮，隨即公開下令北伐，史稱“開禧北伐”。東路軍主帥郭倪，調(diào)兵會攻宿州，結(jié)果大敗而歸，隨后又是屈辱的“開禧議和”。至嘉定元年（公元1208年）達成“嘉定和議”。
南宋的以上兩次伐金，都是由盱眙渡淮，然后遡汴而上，攻泗州、靈璧、虹縣、宿州。本來南方兵習水性，攻金渡淮又需舟楫，渡淮后遡汴而上，兵法上亦是順理成章之事，由此可見，金與南宋對峙時期，通濟渠東段是通航的，否則，沒理由屢次東路北伐，都是由此水路進軍。
再從《金史》記載史料，看金代通濟渠東段在軍事上的作用。“貞祐三年（1215年），即遷于汴，時朝廷以邳、徐、宿、泗軍儲，京東縣挽運者，歲十余萬石，民甚苦之。元光元年（1222年），遂于歸德府（今商丘），置通濟倉，設都監(jiān)一員，以受東郡之粟。定國軍節(jié)度使李復亨言：‘河南駐蹕，兵不可闕，糧不厭多，比年，少有匱乏，即仰給陜西，陜西地腴歲豐，十萬石之助不難，但以車運之費，先去其半，民何以堪？宜造大船二十，由大慶關(guān)渡入河，東抵湖城，往還不過數(shù)日，篙工不過百人，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，則是百人以數(shù)日，運七千斛矣，自夏抵秋，可漕三千余萬斛，且無稽滯之患。’上從之。時又于靈璧縣潼郡鎮(zhèn)，設倉都監(jiān)及監(jiān)支納，以方開長直溝，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，以貯粟也。”注十
從以上這段史料中，可以看出以下幾點：一是1214年，金不抵元軍，已由北方南撤，都城遷至汴京（今開封），對南方宋軍亦需設防，因而，加強了宿、泗的軍儲。二是軍儲之糧來自陜西，陸運至歸德府（今商丘）通濟倉，中轉(zhuǎn)集散；歸德府新置“通濟倉”，應與通濟渠水運有密切關(guān)系，因為，往邳、徐、宿、泗漕糧，正分別走原通濟渠的北線與南線。否則“通濟倉”之名應叫“歸德倉”，因為通濟是一條運河名,而不是地方名。三是陸運費高民苦,宜改為載糧17.5噸的舟運，皇上同意。又在宿、泗州之間的靈璧縣潼郡鎮(zhèn)置新倉，委派后勤官員。四是金明昌五年（公元1194年）,黃河在陽武決口，奪泗入淮、奪淮入海后，從黃河水運，可直達湖城（今宿遷），從湖城入濉水，經(jīng)新開的長直溝，穿萬安湖（今天井湖）舟運可入汴水，東下泗州，西上宿州。也就是汴渠（通濟渠東段）兩端分別在江蘇宿遷、河南滎陽兩處與黃河相連，形成環(huán)行水運網(wǎng)絡，增加了調(diào)兵遣將、行兵布陣及軍糧調(diào)運的保險系數(shù)。（附圖三 金、南宋時期，黃、汴、淮航運圖）
第三節(jié) 南宋輸往金的“歲幣”解赴
紹興十一年（公元1141年），簽訂的“紹興和議”，南宋向金稱臣，并每年向金交納“歲貢”，銀25萬兩、絲綢25萬匹，這一條約實施了20年之久。“隆興和議”（公元1164年），在開禧北伐失敗后，重簽的條約中，南宋向金每年交納“歲幣”，銀20萬兩、絲綢20萬匹；“隆興北伐”（公元1208年）后簽定的“隆興和議”，南宋每年向金交納“歲幣”，增為銀30萬兩、絲綢30萬匹，并一次性賠償錢三百萬貫。
從南宋立國，到金被元滅的107年間，南宋向金納“歲貢”、“歲幣”長達80多年。
入宋，自太祖始，田賦（稅收）即實行了“時估折納”，即實行“實物稅”。那么南宋輸與金的“歲貢”、“歲幣”，也應是茶葉、陶瓷、農(nóng)產(chǎn)品等實物形式，否則，還需再經(jīng)貿(mào)易購物。女貞人缺的不是白銀，而是南方精美的工藝品和糧食。那么這些“歲貢”、“歲幣”的大批貨物，需移交解赴。
可以設想，交付地點應在兩國交通便利的關(guān)口移交。金國絕不會允許南宋的船隊，長驅(qū)直入，駛?cè)敫沟亍６鴱乃谓鹑秷鲑Q(mào)易記載看，交通便利，又有驗貨（官鑒）關(guān)口、堆放碼頭、關(guān)防機構(gòu)的，當首選隔淮相望的盱眙與泗州。解赴金國的途徑，通濟渠亦應是最理想的水道。當然，后人寫《宋史》和《金史》，都不會將這些令國人屈辱的史料，詳細記入歷史，致使現(xiàn)在已無從考證，只能作此推論。
第十一章 金代小運河------長直溝考
查《泗虹合志》記載：“長直溝，泗縣、靈璧交界處，金人曾整治過。清乾隆二十二年又再次疏浚，從長直集到渭橋，共長四十里，北通濉河，南瀉靈璧之水歸汴”。注十三《泗虹合志》成書于清光緒十四年，那時汴河的水運功能，已不值一提，僅從水利角度記載。但它仍是金代所開長直溝的雛形。同記載的還有“搜箭溝，在蟠龍山東、刑家山西，其水南北流，北歸濉河，南入于汴。匯靈璧以上之水歸洪澤湖。”此溝，也應是連接濉河與汴河的，較大的人工河流（見附圖三），亦有可能成為運河。
淮北地區(qū)，習慣上稱人工開鑿的河流為“溝”，赫赫有名的如“刊溝”、“鴻溝”。金代的“長直溝”，既是人工開鑿的，又用于水運。因此，是一條不折不扣的“運河”。它北歸于濉、南入于汴，并通過濉河在宿遷進入當時的“奪泗入淮”的黃河下游河道。上節(jié)談到長直溝的開鑿，溝通了濉河與汴水，形成“南汴北河”（黃河）的環(huán)形水運網(wǎng)絡，在金國的范圍內(nèi)，建立了一個安全的、內(nèi)循環(huán)運河系統(tǒng)，不愧是因地制宜，改造并發(fā)展了隋唐大運河的區(qū)域體系。金代的先人，僅僅用了二十公里人工開鑿的運河，就改建成了一個新的體系，再次證實了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。
歷史造就英雄。“南汴北河”體系的形成，與當時形勢所迫是分不開的。我們回顧一下長直溝開鑿時（1215年）的時局：貞祐 二年（1214年），由于蒙古人的崛起，女貞人在北方喪失了大片土地，被迫第二次遷都至汴京（今開封），金與元的拉鋸戰(zhàn)，致使北方人民流離失所，生產(chǎn)力遭到極大破壞，已無膏脂可以榨取。金移都汴京后，政治上，需加強對黃淮地區(qū)的控制。軍事上，必須依托黃河、淮河兩道天塹為南北防線；在“南黃北淮防線”間，調(diào)兵遣將，糧秣輜重周轉(zhuǎn)，只有依賴于汴渠。經(jīng)濟上，經(jīng)營與掠奪的重心，都要轉(zhuǎn)移到黃淮地區(qū)。在這種局勢下，金統(tǒng)治者，不得不精心經(jīng)營汴渠，改造運河的水運體系。只是事關(guān)軍國大事，為保密起見，鮮見于一般史料記載，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視。
總之，隋唐大運河在通漕的五百年間，數(shù)被廢棄，但略加疏浚，即能復航；在北宋末，宋室南遷后，因為失去了漕運功能，而被朝廷廢棄，進入了衰敗期，但仍為宋金的外貿(mào)與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發(fā)揮著作用。公元1214年，金被迫遷都汴京后，至金王朝覆滅的1234年的二十年間，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（即汴渠），又進入了一個中興階段，由長直溝小運河，連通了“南汴北河”的水運網(wǎng)絡。金代的隋唐大運河，與宋代的隋唐大運河相比，可總結(jié)為：宋代主要是漕運，金代則為中國的東西交流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發(fā)揮著更全面的、積極的作用。
注一《舊唐書》卷120 《郭子儀傳》
注一：《舊唐書》卷156《王智興傳》
注二：《資治通鑒》卷292
注三：《十國春秋》卷一《吳太祖世家》。
注五：《宋史.河渠四.汴河下》卷九十四
注六：《金史·食貨志五·榷場》 志第三十一
注七：《宋史·食貨志》
注八：《宋會要楫稿》食貨38
注九：《文獻通考》卷20《市糴考一》
注十：《金史·河渠·漕渠》志第八
注十一：《中國古陶瓷研究》紫禁城出版社第十一輯
注十二：《全唐詩》卷615 皮日休《汴河懷古兩首》
注十三：《泗虹合志》編撰江殿 許湘甲
第三部分 大運河的湮塞和“大運河瓷”
從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區(qū)的考古發(fā)掘，所揭示的地層剖面看，大運河河床內(nèi)，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層，多為黃色沙土層，土層色較黃，顆粒較大；文化層以上是淤積層，多為淺黃色和灰黃色沙土層。這是因為，使用中的河道，流速快，沉淀的沙多土少，反之，則土多色淡。
在表土層以下，文化層以上，存在著2---3米的淺黃與灰黃色土層，說明通濟渠東段的湮廢，最終還是黃泛淤淀所致。
但是，黃河泛濫的洪水，是很難越過隋堤（大運河北堤），而進入汴河河床的。因為，通濟渠開鑿之初，便將北堤筑為御道，高與寬均超過南堤。自滎陽板渚到商丘西北，汴河與黃河比肩而下，河道幾乎平行，南面是黃河，故汴河北堤常遭黃河南泛的威脅，為保漕運，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寬。至宋，汴河的北堤，已高出南堤1---2米。寬是兩倍（北堤寬40米、南堤寬20米）。實際上，隋唐大運河的北堤，已經(jīng)成為黃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。黃泛如能漫過北隋堤，那么，到了汴河以南，便如入無人之境。但是，至今隋堤仍是黃泛平原，與河間平原的分界線；隋堤北，是黃泛沙土地，隋堤南，是沙礓黑土地。自古就有黃水不過隋堤之說，這種至今不變的土質(zhì)與地貌特征，說明了黃河泛濫，未過隋堤。汴河河床上層的沙土淤積，應不是黃泛越過汴河北堤的淤積，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廢后，上自滎陽汴口而下的黃河水常年淤淀，而又不再疏浚后，逐漸湮塞的。
第十二章 南宋與元拉鋸時期的隋唐大運河
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在金代，雖因漕運功能喪失，而在歷史史料中鮮于露面，但除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的《河渠志》記載較少外，在《食貨志》及《傳記》的事跡中，發(fā)現(xiàn)不少蛛絲馬跡，證明它仍在貿(mào)易、軍事活動中，發(fā)揮著很大的作用。那么金于1234年滅亡之后，大運河尚通否？
勾沉史籍，從姚漢源先生所著《京杭運河史》，元代所開濟州河，以取直京杭（南北）大運河道的考證中，姚先生提到“南宋，泗、濟流域分屬金、宋，為近邊爭奪地區(qū)，常利用水道運軍隊，很少修治記載。直到南宋末年的蒙古憲宗七年（1257年），東平守將嚴忠濟的軍隊，南戎宿州、蘄縣一帶，和宋兵對壘，為了自東平向南運糧餉，恢復古代汶水由洸入泗，自泗南航的舊道”。從這段考證中，我們還可以看出：東平（在山東泰安附近）籍的嚴忠濟部，戎守宿州蘄縣一帶，為轉(zhuǎn)兵運餉，打通了泗、汶、洸、濟運道，沿此水道可達泗水，泗水在1257年仍為黃河“奪泗入淮、奪淮入海”的通道。到宿遷后，可由濉水入長直溝（或搜箭溝），進通濟渠，溯水至宿州，仍走金代“南汴北河”的環(huán)行水運網(wǎng)絡路線（附圖四 東平至宿州運糧圖）。
由此推論，通濟渠東段在1257年前后，應該還是可以通航的。
第十三章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。
關(guān)于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，以往有兩種版本。一是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杜充為阻金兵南下，黃河決堤泛濫說。這也是流傳最廣的說法，這種說法引證了“宋金對峙，宋室南遷，漕運斷絕”，和樓鑰《北行日錄》的史料。以為，運河被宋王朝廢棄后，自然逐漸湮塞。持這一觀點的人，有的是想當然，有的是人云亦云，都沒有對衰敗期的歷史，進行認真的考證，只考《河渠志》，而忽略了《食貨志》、人物傳記；只考正史，而忽略了地方志。同時，他們把運河的功能，絕對局限于漕運功能。認為漕運斷絕，運河即廢，廢即湮塞。殊不知，塞而復通，本不是難事。通濟渠至宋，已成地上懸渠，決堤乃水盡，即可“車馬皆由其中”；修堤堵漏，開啟滎陽的梁公堰注水，即可復航。更何況滾滾黃河東逝水，自隋開通濟渠后，便仰此水路南歸東海，自古水火無情，天皇老子也不敢說壅塞即壅塞。只是在1141年前，南宋與金拉鋸時期，任洪水漫溢、以水代兵的情況還是有的，但那僅是權(quán)宜之計。
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（1194年），黃河于河南陽武決口，“奪泗入淮，奪淮入海”說。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：陽武（今原陽縣）決口，奪泗入淮后，直接打通了黃河與淮河的通道，故稱該時期以后，為“河運同槽”。即瀉洪排澇，與水運同走一條水路。這種觀點，比前一種觀點有進步，承認了除漕“運”外，還有東西水“運”，仍在使用隋唐大運河。但他們忽略了“河運分槽”乃是開鑿通濟渠的初衷；也是元、明時，屢次改造山陽瀆、刊溝，千方百計地讓“大運河”，避開黃河水時，所采取的措施。
黃河水，善淤、善決、善徙；泥沙大，洪枯比大；來則決，去則淤，是難馭的烈馬。在有汴渠可以分流，可以航運的希翼下，聰慧的先人，是絕對不會放棄“河運分槽”，而想當然地選用“河運同槽”之險途。
隋唐大運河衰敗期，雖河道澀淺，但與當時漕運終止后，僅商旅使用，運量相對較小，又可避“河險”，安全系數(shù)高，是相適應的。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、第十章中，已對金代運河的運行情況作了考證，這里不再贅述。
以上兩種版本，我認為均失之偏頗。在上一章中，我也已列舉了金滅亡后，1257年南宋與元拉鋸時期，嚴忠濟部尚利用“南汴北河”的水運網(wǎng)絡，調(diào)兵轉(zhuǎn)餉。那么，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，便于史實不符。
因此，我傾向于應有第三種版本：那就是元泰定二年（公元1325年）黃河大改道，導致通濟渠改走“北線”說。這一觀點的論據(jù)，見于《宿州志》“元泰定初，通濟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，而泗州汴口遂廢，汴水湮塞、甬橋亦廢。”
元世祖忽必烈，在至元年間統(tǒng)一中國，并定都北京后，通惠河于大德八年（1303年）竣工。至此，江南漕船可直馳大都城內(nèi)積水潭，實現(xiàn)了京杭大運河的全線貫通，內(nèi)陸運河漕運路線告竣，已不再需通濟渠、永濟渠，作為內(nèi)陸漕運的備用線路，元統(tǒng)治者可以高枕無憂地廢棄通濟渠了。第二個原因是進入元朝，黃河水患更加肆虐，據(jù)《元史紀事本末》載：1288年至1325年間，黃河較大的決口和漫溢多達八次，1325年開封漫溢，七月陽武決口。《元史·河渠志二·黃河》中，亦有較多記載。
鄒逸麟先生《元代河患與賈魯治河》一文分析：元泰定年間（1324—1328年），黃河水患發(fā)生變化，特點是由原來的決南岸，河南徙；改為決北岸，河北徙。結(jié)合《宿州志》的記載，我認為：由于黃河北徙，“奪泗入淮”時所走的泗水（開封經(jīng)徐州至清口段），在元泰定之后（1325年），已成黃河“故道”，加之汴渠“南線”淤淀年久，可能出現(xiàn)較多淺澀河段，沒有由汴入泗達淮，的“北線”水量充沛，行船稍易。于是“北線”自然接替了“南線”，成了通濟渠的新水道，這就是《宿州志》中所記的：“元泰定初，通濟渠改由徐州，合泗水至清口入淮，而泗州汴口遂廢，汴水湮塞、甬橋亦廢。”
其實，隋唐大運河是人類順應自然規(guī)律，改造自然的一個過程，在嘗試了鴻溝、刊溝、靈渠、漕渠等人工運河以后，又經(jīng)歷了秦、兩漢、魏、晉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與積累，隋煬帝順應自然規(guī)律，依據(jù)我國地理的自然走向，利用豐沛的黃河水源，開鑿了東西大運河，用最短的時間，最少的資金投入，開辟了最短的運河路線，應是大運河的集大成者。隋唐大運河，經(jīng)歷了發(fā)展期、鼎盛期，在運行了500年后，由于國家的政治中心轉(zhuǎn)移，漕運功能喪失，遂被朝廷廢棄，但由于東、西交流，商貿(mào)、旅通、軍事等用途所需，隋唐大運河在失去朝廷財力支撐的情況下，又走過了兩百多年的衰敗期，最后，由于黃河下游的北徙，東、西交流的重擔，自然轉(zhuǎn)讓給了北線的黃河故道。
中國封建社會的經(jīng)濟，是在自然中成長的，大運河失去了漕運功能，也就失去了政治意義，失去財政支持，它是否衰亡和淘汰，便只有在物競天擇的自然法規(guī)中沉浮，并被新陳代謝。這就是隋唐大運河的前半生，是通濟渠七百多年的歷史，也是中國“大運河”史的前半部。
汴渠的東、西交流功能北徙后，作為人工運河的“通濟渠”便壽終正寢了。盡管由于通濟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，全段湮塞后，還有局部的區(qū)域性通航，如《泗虹合志》中記載：靈璧以下，在清康熙年間，逢水漲時依然舟楫可通。但支離破碎的肢體，已不附“大運河”之名，又皈依到“天然河道”之中了。
閱盡《宋史》，《金史》，《元史》中的《河渠志》諸卷后，我深感：若要想弄清汴渠的歷史，就必須弄清黃河的歷史。因為汴渠連接了黃河與淮河后，將我國東部的水系，作了徹底的大改組，它是一次歷時七百年的“北水南調(diào)”工程。它導致了我國北方的沙漠化和氣候惡化，將黃河與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綱，大致可以歸納為：
（1）在黃河下游，由黃河泛濫、淤淀形成的，廣袤的沖擊平原上，自從隋煬帝開掘大運河以后，汴渠分流了黃河下游的水量，改變了黃河北入渤海的走向，汴渠，實際上成了黃河南入東海的正流，以至于淤出了一個洪澤湖。北去山東、河北的黃河下游，因水量減少，流速放緩，而淤淀加劇，河床漸漸升高，加之祖國大陸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，黃河之水南入淮河、入東海，落差大，流速快，漸成主流、正流。
（2）入宋以后，黃河從穩(wěn)定期開始漸入波動期，洪枯比加劇。由于唐以來，較重視南岸堤防加固，入宋以后，洛陽至開封段的北岸，便頻頻決口、漫溢，為遏制黃泛，加速泄黃，減緩上游的洪水壓力，宋時在汴渠實施“木岸狹河”措施，以提高流速，通過激流沖河，減少疏浚用工，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，同時也可改善大運河的航運能力。
（3）北宋末、金初，宋金拉鋸戰(zhàn)期間，金人任黃水南犯，浸漫南宋領(lǐng)土，南岸堤防頻潰。南北對峙，以淮河為界后，金朝在黃河屢屢奪泗入淮、奪濉入淮、奪渦入淮、奪穎入淮中。再次加強了黃河南岸堤患的修固，當黃河的南潰，由最低處的奪泗，發(fā)展到黃河沖擊平原南岸的最高處，“奪穎入淮”后，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。于是，1194年洪水期，再次出現(xiàn)奪泗入淮，黃河決口，仍回到了開封之東,黃河轉(zhuǎn)而向北的拐點上（最低處）。此后汴渠與泗水兩河,共同擔綱黃河入淮、入東海的泄洪重任，長達一百多年。
（4）元泰定年間（公元1324—1328年），黃河的歷史發(fā)生了大轉(zhuǎn)折，由于南岸的逐年加固，苦撐了一百多年的北岸，開始又一次全線崩潰，黃河下游北徙，1325年7月陽武（今原陽縣）決口，1335年封丘決口，1344年曹州白茅堤、金堤全線潰決……自開通濟渠后，形成的南歸東海的黃河之水，又改回北趨渤海，周而復始的歷史，完成了一個輪回。
（5）從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間，黃河之水主流，是南歸東海的。無論出現(xiàn)奪泗、奪濉，還是奪渦、奪穎的入淮情況，汴渠都是黃河入淮的正流。所謂的“奪”，僅僅是汴渠泄洪不及，黃河漫溢、決口后，再另辟一條泄洪通道而已；或者是，為保汴渠運道的河堤不致潰決，節(jié)制滎陽的梁公堰，減少洪水入汴的流量。歷史上記載的“奪”，應是兩河共流，切不能誤認為是開辟新道后，正流便不通了。
（6）黃河之水改北趨渤海后，向南入淮的汴渠，由于淤淀已久，加之漕運功能喪失后，久被朝廷廢棄，疏浚欠帳過多，河道淺慢艱澀，經(jīng)歷了近兩百年的衰敗期，河道已漸淤平，而剛剛因黃河北徙，而成黃河故道的古汴、泗（北線）河道，則比汴渠（南線）淤淀少、水量多，又不再是黃河泄洪通道了（可避河險），成了東、西交往的商旅舟楫，首選航線。
七百年不堪重負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，汴泗取代了汴渠，遂成通濟渠的“北線”。北線由淮陰入山陽瀆運河，連接東、西。泗州入淮口遂廢，南線漸被湮塞夷平，成了現(xiàn)今的地下古運河。
確切地說，隋唐大運河之通濟渠，滎陽至泗州段（汴河南線）是在公元1325年后，元泰定年間，最終湮塞的。它湮塞的根本原因，是黃河之水北歸渤海，黃河北徙，祖國東部的水系歸宿原始。
第十四章 話說“大運河瓷”
通濟渠通水、通航的時間界定后，“大運河瓷”的年代特征，也就可以對號入座了；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金、西夏、元代的作品，可以認祖歸宗了。“大運河瓷”始于605年，終于1325年，大約720年，“八朝薈萃”名副其實。時間界定后，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規(guī)律，為運河瓷的研究，截取了科學的空間。
至于“大運河瓷”的產(chǎn)地地域范圍，則是一個較為復雜的認識過程。已披露的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有兩次，一次在淮北柳孜，一次在宿州西關(guān)步行街工地，目前，在宿州市城區(qū)內(nèi)的佳苑基建工地上，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主持，正在進行安徽省的第三次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。據(jù)我所知，每次考古發(fā)掘，均能出土數(shù)十萬件瓷片，對這些瓷片所屬窯口的確認，是劃定“大運河瓷”產(chǎn)地地域范圍的關(guān)鍵。但這是一項工作量巨大，要求業(yè)務性強、知識面廣、責任心強、時間長的，耐心細致的工作，僅僅按窯系的特征，認定窯口是不行的；僅僅按目前對古陶瓷產(chǎn)地窯口的認知程度辨別，也是不行的；還要在今后的考古實踐中，不斷深化認識。
但確認產(chǎn)地窯口，對認識大運河在中國經(jīng)濟、社會發(fā)展中的巨大作用，是十分重要的一環(huán)。對研究大運河史、黃河水利史、水運史、交通史，商貿(mào)流通史、八朝時期的陶瓷業(yè)發(fā)展史等，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。我想，當這些基礎(chǔ)工作開展起來以后，“大運河瓷”的“百窯紛呈”局面，一定更加絢麗。如果再能繪制、復原出器形、紋飾、釉色來，那將能匯集出，造型古樸端莊,紋飾簡約瀟灑,釉色淡雅凝潤,形態(tài)各異、博大精深的作品，成千上萬，成為中國高古瓷研究的總匯。
八朝薈萃的“大運河瓷”，作為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的文化遺存，展示于淮北市博物館中。她將是大運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后，不可或缺的專題展示，她將從一個側(cè)面，雄辯的印證出我們先人的聰慧、英明、獻身精神，和對人類發(fā)展、無與倫比的貢獻。她用精美的陶瓷藝術(shù)品，這種生動誘人的形式，將當代游客，帶入浩瀚的歷史海洋，在鑒賞中，在美的享受中，了解漕引江湖，利盡東海的大運河，以及大運河為八朝炎黃子孫帶來的興盛繁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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