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錄
第一章 關(guān)于“大運河”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
第一部分 八朝薈萃、百窯紛呈的“大運河瓷”
第二章 何謂“大運河瓷”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4
第三章 “大運河瓷”的窗口,淮北市藏瓷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5
第四章 一枝獨秀報春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7
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兩次考古發(fā)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0
第六章 決非必然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1
第二部分 大運河的廢棄
第七章 史料可見數(shù)被廢棄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2
第八章 通濟渠塞而復通需多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3
第九章 漕運功能喪失與大運河的衰敗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5
第十章 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6
第十一章 金代小運河——長直溝考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19
第三部分 大運河的湮塞和“大運河瓷”
第十二章 南宋與元拉鋸時期的隋唐大運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1
第十三章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1
第十四章 話說“大運河瓷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24
第四部分 附圖、照片
隋唐大運河起始于隋煬帝大業(yè)元年(公元605年),這是絲毫沒有爭議的。而止于何朝?何代?何年間?卻歷來是令許多史學家支吾其辭的難題。隨著在安徽省境內(nèi)的170公里隋唐大運河,陸續(xù)有三處被考古發(fā)掘,田野考古的出土遺存大量涌現(xiàn),對隋唐大運河湮塞年代的傳統(tǒng)說法,越來越疑竇叢生、越來越受到挑戰(zhàn)。在田野考古中漸趨明朗的、隋唐大運河運行年代,如何在典籍考古中印證,在史籍中鉤沉出明確的記載,從而,做出最合理的解釋,使史界大多數(shù)學者能夠接受,能夠達成共識,這就是本文企求的宗旨。
第一章 關(guān)于“大運河”
“大運河瓷”一定是產(chǎn)于大運河。
運河是溝通水運的人工水道。隋唐時稱運河為漕渠、漕河、運渠。包括廣通渠、通濟渠、山陽瀆、刊溝、江南河、永濟渠,宋代始稱運河。
中國的古運河很多,稱之為“大運河”者,乃是橫亙東西、縱貫南北的國之運脈。當然,可能有人會提及靈渠、漕渠、鴻溝、刊溝等隋以前的運河水道,應該說,這些水道多為中國分裂時期的產(chǎn)物,可冠之以“古”,不可冠之以“大”。它們是區(qū)域性的、封閉的水運系統(tǒng),是階段性的探索成果。
沒有大一統(tǒng)的江山為舞臺,怎能打造出頂天立地的宏篇巨制?時勢造英雄,就是要有背景。秦統(tǒng)一中國后,才有足夠大的疆域筑起萬里長城。后經(jīng)兩漢而三分天下,歷魏、晉、南北朝,隋再統(tǒng)一中國,才又有了足夠大的疆域,開鑿“橫亙東西、縱貫南北的大運河”。兩位統(tǒng)一江山的疆土開拓者,一個用確保北方安全的長城,成全了漢朝的文治武功;一個用四通八達的大運河,成全了大唐盛世。只有大統(tǒng)一下的中國,才有可能打造中國的運河之最、世界的運河之最,才有可能造就人類的奇跡。(附圖一 唐代形勢圖)
大運河始鑿于隋,由隋朝都城西安為起點,呈“扇形”東南、東北展開,溝通了海河到錢塘江的五大水系,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封建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。到了元明清時,由于政治中心北移,為了滿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費,因漕運需要,在原隋唐大運河的基礎(chǔ)上,經(jīng)不斷改線、改造,收縮為以北京為起點、杭州為終點的,南北“線形”格局。(附圖二 隋唐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對比圖)
隋唐“扇形”大運河,向京杭“線形”大運河的演繹,記載了大運河的發(fā)展史,這個演繹過程,同時又是中國封建社會,由興盛到衰亡的過程,這段歷史,是封建社會的衰亡史,封建社會的衰亡,造成了大運河的收縮。
大運河之“大”,還體現(xiàn)在“意義重大”上,在漢語詞典中,重要也是一種“大”。隋唐大運河的意義可體現(xiàn)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外交四個方面,是全方位的。但到了京杭大運河時期,便只顧及政治需要了,那就是“漕糧”。
漕運,在中國封建社會,具有一種獨特的政治功能,運糧看上去是一種經(jīng)濟行為,但實際上卻有著濃重的政治色彩,因為古代的漕糧,就是中央的財政調(diào)撥,是實際可用于分配的財力體現(xiàn)。尤其是多事之秋,漕糧便成了穩(wěn)定大局的先決,成了維系封建統(tǒng)治的懸絲。由是,自隋到民國津浦鐵路竣工前,大運河,便成了江山社稷,賴以存續(xù)的漕運水道,在封建統(tǒng)治者的心目中,唯此為“大”。
大運河之“大”,還體現(xiàn)在對外交往上,它為大中國的對海外延伸,奠定了基礎(chǔ)。西域的荒漠古堡、野冢駝骨,見證了向西走向世界的,陸上“絲綢之路”的存在,它的起點是西安;東海、南海的出水陶瓷、沉船朽舢,見證了向東走向世界的,海上“絲綢之路”的存在,它的起點是揚州。而東西大運河,即公元六零五年,僅用一百五十多天完成的,隋唐大運河首期工程,就是鏈接兩個起點的千里水道。這一鏈接,將國內(nèi)東西南北的產(chǎn)、銷結(jié)成網(wǎng)絡,形成了大中國一統(tǒng)的市場,和出口外貿(mào)能力,使中國對進出口貿(mào)易、要求更加迫切,由于利益的驅(qū)使,更早地催發(fā)了航海家遠征的沖動。
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(tǒng)治,由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好惡,決定一個朝代的社會發(fā)展方向,已成
司空見慣,如果沒有東西大運河,將出海口揚州與京都西安鏈接起來,沒有天子的東臨
巡幸,海上“絲綢之路”,肯定要晚上幾十年乃至幾百年。如果沒有開掘大運河的暴
政酷役,隋亡與唐興也會遲到一個時期,大唐盛世也可能會成陰差陽錯,中國的歷史
也可能因此而改寫。
作出以上猜想,我可以柳江口碼頭出土的“大運河瓷”,為據(jù)說明,大運河瓷中,有大量的唐三彩、邢窯、定窯、黃堡窯產(chǎn)品,這些西部、北部唐代的精美陶瓷作品,出土在東西大運河中,出土于柳江口碼頭,應該說,絕大部分是用于出口外銷的,唐代著名窯口的作品,都屬于奢侈品,主要供皇親貴胄使用,安徽淮北段通濟渠,并非以上窯口赴京進貢的必經(jīng)之地,應是東趨江都出海口的必經(jīng)之路。另據(jù)文獻記載,揚州,同樣發(fā)掘出土過大量以上窯口的瓷器。
因為,瓷器對水路運輸具有較大的依賴性,沒有隋唐大運河的溝通,西部和北部窯業(yè)的外銷,將受到制約,同樣,可能因銷路而影響規(guī)模,因規(guī)模而影響效益,因效益而影響技術(shù)發(fā)展,對唐代“南青北白”格局的形成,也會產(chǎn)生影響。因此可以說,隋唐大運河的開鑿,第一,連通了陸上與海上“絲綢之路”,使我國的對外交通形成網(wǎng)絡,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。第二,為海上絲綢之路發(fā)展對外貿(mào)易,往西、北開拓了大片的腹地,不僅提供了大量外銷貨源,而且鏈接了進口商品的最大市場——西安。第三,由于順暢了流通渠道,有力地促進了西部、北部窯業(yè)的發(fā)展,促進了唐代陶瓷“南青北白”格局的形成。第四,中國走向世界是瓷器的功勞,瓷器——China就是中國,沒有水路運輸,就沒有瓷器的出口,通濟渠讓中國走向了世界。 “海上絲綢之路”似乎稱為“海上陶瓷之路”才更為妥帖。
以上四點,足以左右唐代歷史的軌跡。隋唐時代的中國,代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生產(chǎn)力,這段歷史,既是中國史,又是世界史上最濃重的一筆。在這段輝煌的歷史中,隋唐大運河功不可沒。
由于黃河泛濫,淤淀的黃沙,將隋唐大運河的部分河道,瞬間掩埋地下,大量的文物遺存被自然災害,用窒息式的方式與世隔絕,并完好地將大量信息保存下來,這條遁入地下的大運河,用大量的文物記載了運河昨天的信息。它們忠實地記錄下大運河的隋唐宋歷史,記錄下大運河:樞紐四面八方、融貫東西南北、流轉(zhuǎn)山澤百貨、調(diào)遣官商兵旅的歷史。
地下大運河,以瓷片為主要載體,記載了大運河前七百年的歷史;地上大運河,用現(xiàn)貌反映了大運河后七百年的歷史,“大運河瓷”記載的信息流,可擔綱佐證大運河史的半壁江山,其功可彰。
第一部分 八朝薈萃,百窯紛呈的 “大運河瓷”
第二章 何謂“大運河瓷”
大運河全長2700公里,公元六0五年的首期工程,從西安到揚州,基本東西方向,略微偏南,共分四段,除西安到洛陽段稱漕渠外,其余三段統(tǒng)稱通濟渠,通濟渠中最長的一段,是從俊儀(今開封)經(jīng)宋城(今商丘)、永城、夏丘(今泗縣)到泗州(現(xiàn)已因地震沒入洪澤湖),注入淮河。
首期工程最長的這段運河,是通濟渠的東段,因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礎(chǔ)上,改擴建而成,故又稱汴水、汴渠、汴河、廣濟渠,隋唐宋金的史料上,五個名字混用,加之,古代泗水與泗州都簡稱“泗”,導致這段河的走向,在典籍考古時,出現(xiàn)千年之爭,成為歷史懸案。這段古運河,因黃泛而全部沒入地下,成為地下大運河,又因為黃河泛濫這種窒息式的掩埋,與史料記載的語焉不詳,得以使這段地下大運河豐富的文化遺存,完好保留至今,其中,數(shù)量最大、最完好的就是陶瓷器。
我們知道,使用至今的水道,很少能出土完好的陶瓷器皿,因為它需要經(jīng)常開挖疏浚,文化層被擾亂,遺存被破壞、或者早已出土面世。而這段地下大運河,黃泛的瞬間掩埋,如同造就了一個巨大的窖藏,被截斷的歷史,嘎然而止,悄然凝固,不朽的陶瓷,在靜默中等待著重見天日、披露信息,再現(xiàn)當年輝煌。
古陶瓷的分類有許多種,按面世形式可分為:傳世、出土、出水。其中出土又可分為:墓葬、窖藏、遺址發(fā)掘。按產(chǎn)地可分為眾多的窯口;按釉色和裝飾手法歸類,唐可歸為南青北白,宋可歸為六大窯系;按時代劃分,又可分為原始青瓷、六朝瓷、高古瓷、明清瓷等。但是,作為以數(shù)量大、時代長、窯口多、地域廣為特點的,通濟渠東段出土的陶瓷器,我們以為,任何一種分類法,都不能正確涵蓋這部分古陶瓷的類型。
因此,我不得不以“大運河瓷”來稱謂她。“大運河瓷”,既有時代的含義----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西夏、金、元,八朝薈萃;又有產(chǎn)地窯系的含義----唐之南青北白,宋之六大窯系的百窯紛呈;又有出土地域的含義----三省十八縣,長達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;又有主要研究對象的含義----大運河、陶瓷。
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“大運河瓷”的定義,那就是:“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,被黃泛掩埋的、出土高古瓷”。
這里提到了“被黃泛掩埋的”概念,這是因為:第一,“大運河”故道中,正在使用的水道,因經(jīng)常疏浚開挖,不可能保留較完整的遺存。第二,已形成地下運河的故道也很多,如往東北方向的永濟渠,但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,除部分北方出口外銷瓷器路過外,南方的貢器和大量的奢侈品運輸不經(jīng)過。隋唐宋時期遺存的地域范圍較小,第三,還有非黃泛掩埋,如江南運河裁彎取直后,自然淤積的大運河故道,由于淤泥的腐蝕性較強,上層疊壓土石大小不均勻,易造成嚴重破損,釉面品相較差,且不易發(fā)掘,研究與收藏價值不大。
根據(jù)發(fā)掘現(xiàn)場觀察,通濟渠東段地下大運河文化層,及以上的疊壓物,多為金黃色粉沙,顆粒細小均勻。可以想見,當黃泛來臨之際,雖波濤洶涌,但河下的遺存,由于有數(shù)米積水緩沖,不會造成較大震蕩和流動,最多只能產(chǎn)生輕微飄動。沉船上正在運送的瓷器,因有船體及包裝物保護,可避過驚濤駭浪的沖擊,一旦沉入水下,也會迅速進入靜止狀態(tài)。然后是長期的粉沙沉淀,迅速的淤土掩埋,象在澄泥池中一樣,上面流動,下面越沉越厚,這種黃泛掩埋,隔絕氧氣,微生物失去生存條件,腐蝕和破壞很輕。黃河之水雖黃濁,但它是源于雪山之融冰與天雨之水,沖刷黃土高原混合而成的泥漿,雖濁但極凈,沉淀物形成的粉沙為弱堿性,腐蝕性遠小于海水。
第三章 “大運河瓷”的窗口,淮北市藏瓷。
通濟渠東段,自河南滎陽的板渚出黃河,至盱眙入淮河,共歷現(xiàn)今三省十八縣(市),順序為:河南省的滎陽、鄭州、中牟、開封市、開封縣、杞縣、睢縣、寧陵、商丘、虞城、夏邑、永城;安徽省的濉溪、宿州、靈壁、泗縣;江蘇省的泗洪、盱眙。
此十八縣中,一般引用的史料記載為十七縣,缺安徽省的濉溪縣。一九五0年,原宿縣行政區(qū)劃,一分為二,析出濉溪縣,后又在濉溪縣與蕭縣的范圍內(nèi),成立了省轄市淮北市,隋唐大運河在濉溪縣境內(nèi)全長40。8公里。原史料中,由對行政區(qū)劃變更,導致的更名與撤、遷縣,都已作了調(diào)整(如符離、靈璧、虹縣、泗縣、泗洪、泗州等),唯有濉溪縣因?qū)傩陆ǎ呱跎伲欢窃谶@40。8公里范圍內(nèi),誕生了大運河歷史上的首次考古發(fā)掘。
由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650公里,形成的地下大運河,出土最多、最完整的文物遺存,就是“大運河瓷”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,收藏逐步走進平民的生活。厚重的歷史積淀,俯拾皆是的古瓷遺物,孕育和造就了淮北市一批“瓷癡”,他們把水利、修路、耕作中出土的大量古陶瓷,收而藏之,為收購大運河瓷,節(jié)衣縮食、傾其所有,保護并收藏了東至泗縣、西至商丘,七個縣范圍內(nèi),幾十年出土的大運河瓷。
作為1958年建市的新興工業(yè)城市,正因為她是新市,所以渴求厚重的歷史積淀、渴求傳承歷史的文明,需要宏揚文化底蘊。淮北市為展示“大運河瓷”,并從這一側(cè)面,彰顯大運河的唐宋盛況,斥資4000萬,建設了占地40畝、建筑面積一萬平方的博物館。2004年開館的淮北市博物館,再現(xiàn)了宋代柳江口的石碼頭,修復了唐代的沉船,用黃楊木雕的巨幅組圖,再現(xiàn)了“唯汴水橫亙中國,首承大河,漕引江湖,利盡南海,半天下之財富,并山澤百貨,悉由此路而進”的繁忙景象。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展廳面積,展示了七百余件“地下大運河”出土的精美完整陶瓷器。館藏“大運河瓷”,囊括了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金、西夏、元八個朝代的,上百個窯口的作品,如唐代,除代表南青北白的越、邢窯外,尚有甌窯、婺州窯、壽州窯、岳州窯、洪州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鞏縣窯、曲陽窯、黃堡窯、井陘窯、邛崍窯、魯山窯、長沙窯、渾源窯的器皿。宋代更是六大窯系琳瑯滿目。青釉、白釉、黃釉、黑釉、褐釉、綠釉、鈞釉、紫釉、青白釉、三彩、遼彩、紅綠彩、玳瑁釉、虎皮釉一應俱全,絲毫無愧于“八朝薈萃、百窯紛呈”的褒獎,對高古瓷愛好者來說,真正美不勝收。
淮北市博物館陳列的“大運河瓷”,是再現(xiàn)大運河的一個“窗口”,它用產(chǎn)自遼闊疆域、東西南北中的高古瓷,折射出隋唐宋元的繁榮昌盛,用精美絕倫的展品,讓我們窺見唐宋盛世、君臨天下的一斑,讓中國人驕傲,讓淮北人驕傲。
淮北市博物館陳列的“大運河瓷”,幾乎全是完整器,令人震撼。但如果你有幸看到眾多的民間藏品,它的美倫美奐,靜穆古韻,會讓你更加震撼。因為,真正的精妙孤品,尚散失在民間。當然,方家巨匠,會更注重那不可勝數(shù)的殘件、可修復件,和堆積如山的瓷片,它們會讓你看出更多的門道。
第四章 一枝獨秀報春來。
通濟渠東段形成的地下大運河,全長650公里,流經(jīng)三省十八縣、市,其中不乏古都名城,更兼有唐宋時的州、府附郭,何以偏偏在不見經(jīng)傳的淮北市、濉溪縣破土而出,一枝獨秀、報出了七百年前的信息呢?剖析開來,既有它的偶然性,也有它的必然性。偶然寓于必然之中。
因為是地下大運河,文化層是被黃泛深埋入地下的。從滎陽板渚起,到開封東的這段運河,基本貼近黃河,平行往東。由于黃河為地上懸河,堤外地下水位較高,不易開挖。那么,在興修河渠、建筑房屋時,一般還未挖到文化層深度,地下水已似涌泉,因而,在建筑物的基礎(chǔ)處理上,一般采取其他補救辦法而減少深度,從而減少了文化遺存重見天日的機會。據(jù)專家推測,可能位于開封、或鄭州附近的北宋官窯窯址,即是因此原因,而至今未能找到的。
一九八四年,中國唐史學會、杭州大學、江蘇省社科院、安徽省社科院、河南省史學會,組織的“唐宋運河考察隊”,于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,沿浙東運河、江南運河、刊溝和唐宋汴河故道(即本文所說的地下大運河),作了一次實地考察。據(jù)這次考察提供的資料顯示,從盱眙古汴河入淮口開始,到開封的這段大運河故道,基本與現(xiàn)今公路重合。也就是說,基本上是利用原有隋堤的高度筑路,以減少填方工程量,這是非常自然的選擇,這種選擇導致,由于修路走的是隋唐大運河的南北大堤,將絕對標高上提,填方量小,挖到文化層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。河南省段基本上是這樣。
同時,這次考察還發(fā)覺,只有在淮北市濉溪縣境內(nèi)的宿永公路(宿州至永城),走的是汴河河床,而不是河堤。這段公路,當?shù)厝私小安圩勇贰薄?jù)說,解放初期的宿永公路,在兩道河堤中間,地里干活的農(nóng)民,只能聽到喇叭聲,看不到行駛的汽車。那時北堤寬約四十米,平地高出五米左右;南堤寬約二十米,高出地面三----四米,南堤已殘缺不全;河床高出地面兩----三米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,年復一年的農(nóng)田基本建設,使高出地面的大運河故道,逐漸攤平。時至二十一世紀,只留下了一條西北、東南走向的坡帶。
到宿州市后,往泗縣的公路改走汴河南堤,直到江蘇境內(nèi)的泗洪、盱眙。這一段也與河南段一樣,提高了絕對標高。
泗洪和盱眙段大運河,接近汴河入淮口,史載,宋代治汴,實施了“木岸狹河”的措施,除引黃口與入淮口外,其余河道均岸直流速,激流沖沙,放慢了淤淀黃沙的速度,減少了疏浚工程。而地處入淮口的泗洪、盱眙段,則岸闊淺慢,成為了淤沙的港灣,疏浚較多,因而遺存較少。
綜上所述,長約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,在柳孜,首先正式進行考古發(fā)掘,了斷了汴河走向的南北之爭,并且,河南、安徽七縣出土的大運河瓷流向淮北市,建成了以大運河藏瓷為主題的博物館。首先還應得益于這段“槽子路”。長達650公里的大運河唐宋文化層,象一條礦脈,曲曲彎彎潛入地下,而槽子路降低的標高,客觀上形成了礦脈中的“露頭礦”,首先出土大運河瓷,先于其他地方出現(xiàn)收藏熱,首先被考古發(fā)掘,“一枝獨秀報春來”,這是必然。
柳孜,又叫柳江口,唐、宋、元、明皆為商賈云集的大鎮(zhèn)。鎮(zhèn)址建于汴河南堤上。《宿州志》載:明代柳孜鎮(zhèn)有“廟宇九十九座,井百眼”。明代柳江口,由于大運河湮塞而沒落,但仍可見唐宋小鎮(zhèn)之盛況。柳孜現(xiàn)存宋碑兩塊。其一為“天圣塔碑”完整無缺,碑文載:該碑立于天圣十年(公元1032年)二月七日,其中助緣修塔者有“右班殿直、前柳孜鎮(zhèn)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張?zhí)幦剩笫探⒘捂?zhèn)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丘裔”,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掌管捕捉盜賊,屯駐兵甲訓練差使,一般設置于州、縣或控扼要害之地。柳孜鎮(zhèn)設有“兵馬監(jiān)押兼巡檢”,可見其地沖之要害。
另據(jù)史載,唐咸通九年 (公元869年),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龐勛叛亂,派部將姚周,屯兵柳孜,控扼漕運,以斷京師糧路。康承訓將兵七萬圍困柳孜。宋時,楊存保曾與金兵戰(zhàn)于柳孜,亦為控扼漕運,以供京師。元至正年間,侯德源任柳孜巡檢,數(shù)與農(nóng)民起義軍交戰(zhàn)于此。柳孜雖為小鎮(zhèn),但地當要沖,控扼漕渠,商旅要會、百貨轉(zhuǎn)承,能屢見史載,可謂歷史厚重。
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,在柳孜鎮(zhèn)隅子街口,離地面五米深的地方,發(fā)現(xiàn)一條由南往北,深入地下的石臺階,均用兩米長、六十厘米寬、三十厘米厚的青石塊砌成。當時,即斷定是座落在大運河南岸的一座大型石碼頭,由于兵荒馬亂,無人顧及考證發(fā)掘。
解放后至一九八四年間,在濉溪縣境內(nèi),還因燒窯取土、修筑宿永公路、興修水利等,多次挖開了大運河斷面,據(jù)安徽社科院朱玉龍先生,八四年所記《汴河及其對安徽淮北地區(qū)的影響》一文載“一九六二年,淮北地區(qū)興修水利,曾于百善、柳孜、四鋪挖了三條南北大溝,穿汴堤而過,可以清楚看到汴河斷面的情況。據(jù)當時負責這項水利工程的,一位水利干部回憶,河槽口寬四十米,底寬十五米。堤為夯土結(jié)構(gòu),坡度較小,河床內(nèi)為淤泥沙土,從地表向下七米,仍未見原始土層,故公路橋不得不改建它處”
三鋪鄉(xiāng)的石圩子村,長年燒磚取土,切開了隋堤北堤及河床,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,汴堤逐年加高的夯土分界,和河床中淤積泥沙的土層分界。堤為黑色原狀土,坡度1:2---1:3。河床上半部分為黃沙土,下半部分是黑壤土。淤積厚度,地表層2—3米,向下依次為八十七厘米、六十厘米,一百零七厘米、七十厘米、一百厘米、八十厘米(是否大致是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對應的文化層?筆者注)。淤積層中,蚌、蝸牛等水生動物的殘骸,比比皆是,朽掉的古錢、破碎的陶瓷片,俯拾即得。另外,還有許多段木和骨骸。
朱玉龍先生八四年的記載,以及當時隋堤的斷面所示,其實已很能說明通濟渠的走向,但當時走馬觀花式的訪古考察,未能提供準確的發(fā)掘報告為依據(jù),仍不足為“大運河”考古定案的憑據(jù)。故八五年中國唐史學會組織的“訪古”文集中,很多文章仍寫到:通濟渠路線目前尚難下定論,只有通過系統(tǒng)的大量考古發(fā)掘資料,來印證文獻記載,才能下結(jié)論,現(xiàn)在,也只好求同存疑。”注一
一九九九年初,百善鎮(zhèn)以西,宿永公路段拓寬工程開工,在對穿過柳孜村一段,進行裁彎取直的新路基礎(chǔ)施工時,挖掘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等文物,結(jié)合當?shù)乩先藢箲?zhàn)時發(fā)現(xiàn),深入地下五米的石階的傳說,省、市、縣文物部門,共同對修路工程施工現(xiàn)場,進行了認真的考古調(diào)查,并將調(diào)查情況,上報國家文物局。
五月初,經(jīng)國家文物局批準,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、淮北市博物館、濉溪縣文管所,共同組成考古發(fā)掘隊,對該路段進行了搶救性發(fā)掘。這次考古發(fā)掘,共開探方8個,累計揭露面積九百三十平方米,歷時近二百天。發(fā)掘出一處石構(gòu)筑物遺址(宋代碼頭)、八只唐代沉船,隋唐宋金時期陶瓷器1653件,灰坑一座,以及大量鐵器、骨器、石器、畫像石、動物骨骼等遺物。出土瓷片數(shù)十萬件,當時可明確辨認出窯口的有:壽州窯、白土窯、烈山窯、蕪湖東門渡窯、越窯、吉州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建陽窯、長沙窯、鶴壁窯、鞏縣窯、鈞窯、耀州窯、磁州窯、定窯,還有一些屬于耀州窯系的青瓷,定窯系的白瓷,以及屬于磁州窯系的白地黑花、刻劃花瓷和外黑內(nèi)白地黑花瓷。(見照片1--11 )
根據(jù)發(fā)掘報告所述,發(fā)掘點所布探方,均位于大運河故道南側(cè)岸邊,河道深達七米,上層4—5米為表層,及運河廢棄后的地層堆積;下面,是隋唐時期大運河運行時,所形成的文化層,其厚度為2米,其中的“一期一段”出土器皿,“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,代表了運河的開挖和最初使用的年代。(見照片1--4 )而到了宋代,大運河宋代河道,在隋唐河道的基礎(chǔ)上,向北偏移了10米左右”注二 致使宋代石碼頭,壓覆了隋唐文化層。根據(jù)七#探方資料分析結(jié)果看:上層4—5米仍為表土層,及運河廢棄后的地層堆積;下面,是宋代大運河運行時,所形成的文化層,其厚度為2米,河道深仍為7米。7米以下為料姜石生土層,無隋唐時期的典型文化遺存。
根據(jù)該發(fā)掘報告分析,限于上世紀田野考古、窯址發(fā)掘的經(jīng)驗不足,對該發(fā)掘結(jié)果的認知尚有局限,現(xiàn)應重新評價三點:一是,對出土的陶瓷器1653件的產(chǎn)地窯口認定,應按最新窯址考察的結(jié)果審定,特別是發(fā)掘報告中指出:“初步能辨認的窯口……,除此,還有一些殘碎瓷片的窯口不清楚”根據(jù)該市文物征集的長期經(jīng)驗,窯口似應更多一些,這對研究運河史、交通史、具有更大的意義。
二是,宋代河道向北偏移10米左右,可能是宋代治理大運河,所采取的‘木岸狹河、扼束水勢’,從而形成‘激流沖沙、減慢淤淀’措施,導致的大運河河道縮窄的結(jié)果。從發(fā)掘報告亦可看到,此次發(fā)掘,也曾出土了大量的木樁。這樣理解,是否才能與歷史記載相吻合。
三是,該次考古發(fā)掘的主要目的,是解決隋唐大運河走向,與始鑿年代的問題。因為,關(guān)于汴渠南線北線之爭,在典籍考古為主的以往時期,史料所載“走汴入泗”,被理解為:經(jīng)商丘后,走泗水運道,經(jīng)徐州、蕭、碭,到淮陰入山陽瀆運河道一線,而不是經(jīng)汴渠入泗州,且現(xiàn)在持這一觀點的,頗有“大家”。古代又有白居易的詩、蘇軾的《書傳》等為證,爭論中頗占上風。而作為田野考古的殺手锏---挖開來看,則是最讓人心悅誠服的。故本次考古發(fā)掘所布探方,主要是為揭示隋唐文化層,尤其是發(fā)掘出大量隋代的文化遺存。這批具有典型隋代特征的大運河瓷有:壽州窯、安陽窯、湖南湘陰窯等窯口的作品,以及多達8艘的唐及唐以前沉船,徹底否定了“隋代初開大運河走北線,晚唐時改走南線”的猜想。
那么,在這一發(fā)掘的明確目的,實現(xiàn)的同時,也為成果的更全面性留下了一點遺憾。那就是探方未能再向北、向東揭示一些。因為宋代河道束窄,移向了向北的河床中心,7#探方雖挖了宋代文化層,但面太小,出土遺存太少。另外,由于宋代建設石碼頭,該處文化層被擾亂,年代的疊壓分層不夠典型。如能往北、往東再擴一些,挖開宋代石碼頭東側(cè)(下游)的文化層,可能會因水流的渦旋,收獲更多的宋代及以后文物,文化層疊壓關(guān)系可能更典型.那將會揭示出隋唐大運河鼎盛期,宋代的更多秘密。也可能會讓更多精美的宋及宋以后的大運河瓷重見天日。
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兩次考古發(fā)掘
1999年,淮北市柳孜考古發(fā)掘成果,被國務院公布為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之后,引起周邊城市的高度重視,2006年4—8月,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為主,并抽調(diào)淮北市、淮南市、宿州市文博考古人員,組成了考古隊,對宿州市西關(guān)步行街工地,隋唐大運河遺址,進行了考古發(fā)掘。考古鉆探面積兩萬平方米,發(fā)掘遺址面積600平方米,出土各類文物標本(含完整器)1400件,主要有瓷器、陶器、銅器、鐵器、骨器、玉石器、琉璃器、另出土了動物骨骼一批。各類出土文物中,瓷器比重占85%,經(jīng)初步整理,可歸屬的窯系有:邢窯、越窯、壽州窯、白土窯、鞏縣窯、長沙窯、吉州窯、定窯、鈞窯、磁州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建窯等,精品有:唐代鞏縣窯的絞胎枕、三彩枕、長沙窯的褐釉象座枕、長沙窯褐斑執(zhí)壺、北宋定窯花口瓜楞腹白瓷瓶、磁州窯珍珠地花卉白釉缽、以及唐宋瓷塑人物、動物,還有健身球、色子、圍棋子、彈丸、哨子等玩具。(見照片12--29 )在發(fā)掘的600平方米內(nèi),出土了數(shù)十萬件瓷片。(見“隋唐大運河宿州段首次考古發(fā)掘成果匯報展綱要”)
經(jīng)發(fā)掘得知,大運河的河口寬為32.65米,河底寬近20米,深5米。這與1962年,濉溪縣百善、柳孜、四鋪三條南北大溝,挖開的汴河斷面情況基本一致。
2007年初,宿州市區(qū)內(nèi)的佳苑工地,基礎(chǔ)施工時,因該工地位于隋唐大運河遺址上,安徽省考古隊又組織了發(fā)掘,這次發(fā)掘,除出土了大量陶瓷器、鐵器、銅器、骨器、玉石器外,還發(fā)現(xiàn)了石砌建筑物遺址、沉船、石彈丸等。宿州市是大運河上的重鎮(zhèn),因保漕運通暢,唐元和年間(809年)升為州,咸通三年(862年)于宿州置宿泗都團練使、宋建隆元年(960年)升為防御使,開寶五年(972年)建為保靜軍節(jié)度,這次發(fā)現(xiàn)的石砌體是碼頭?還是要塞?尚待進一步發(fā)掘考證。另據(jù)筆者現(xiàn)場觀察,該處出土瓷片,與前兩次大運河的考古發(fā)掘,最大的不同是,大量的龍泉窯和精美的鈞窯瓷片面世,期待宿州市這次考古發(fā)掘會有更大突破。
截至目前,通濟渠東段長達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,在安徽省境內(nèi)的約170公里段,已進行了三次考古發(fā)掘,也是大運河僅有的,三次規(guī)范的考古發(fā)掘。這三次考古發(fā)掘成果,是大運河考古的重要基礎(chǔ)資料,應結(jié)出更多的研究成果。
第六章 決非必然
由于宿永公路“槽子路”走的是大運河河床,地下大運河在該處首先被披露,似乎是必然,但又決非必然。淮北柳孜,作為隋唐大運河的地下遺址,被首先發(fā)掘,是與淮北市人民的文物保護意識、以及淮北市有著一支十分敬業(yè)的專業(yè)文保隊伍,和萬分投入的業(yè)余收藏家隊伍分不開的。
何以數(shù)百公里出土的“大運河瓷”,流向淮北市?何以未需國家、省財政投入一分錢,建成上萬平方米的展館?淮北地區(qū)亦曾有過,挖出古瓷器以為晦氣,必將粉碎而后快的風俗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,出土的“大運河瓷”幾乎全被砸碎。但當淮北市的收藏隊伍,先于他方出現(xiàn)之后,“晦氣”的器皿能變?yōu)楣哦軗Q出錢來的時候,人們便變的小心翼翼了,“晦氣”的瓷器,轉(zhuǎn)而變成了“寶”,沿大運河的農(nóng)民爭相傳頌,誰家撿到了“寶”,從柳孜村的農(nóng)民中,逐漸產(chǎn)生出了一支“淘寶隊”,西至商丘,東至泗縣,干起了“淘寶”的行當。他們雖似乎“違法”,但卻客觀上保護了文物,他們作為國家文物征集的補充力量,對文物的保護作用,遠遠超過了專業(yè)的文保隊伍。他們的行為,既代表了文物保護的發(fā)展方向,又確實需要規(guī)范。如不加以規(guī)范,也會走到文物保護的反面。當然,這是另外一個課題了。
其實,隋唐地下大運河,在其它地方被首先搶救性發(fā)掘的機遇也是很多的。通濟渠走“南線”,被柳孜發(fā)掘證實前,很多專家也推斷出,“大運河”從泗縣、宿州、永城的市中心穿過,在這些穿越市中心的河道上方,每年都有新的高樓迭起,它們在基礎(chǔ)施工時,不可避免地會出土大量“大運河瓷”,以及其他文化遺存,只是不幸的被扼殺了。建筑商、開發(fā)商、地方財政,都不愿為發(fā)掘“埋單”。而淮北市這一新興工業(yè)城市,對自己以往的古文明倍加珍重,需要展示厚重的歷史積淀,恰恰成了這次發(fā)掘的契機。
淮北市博物館及民間藏瓷,是“八朝薈萃、百窯紛呈”的“大運河瓷”的窗口。為研究大運河史,隋唐宋金元交通史、唐宋金元陶瓷史、隋至元水利史,以及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、外交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,也是國人展示昔日大運河風采的一個縮影,她是大運河工程不愧為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的有力佐證。
注一:<<隋唐運河與中晚唐漕運>>潘鏞 王永謙著
注二:<<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(fā)掘報告>>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
第二部分 大運河的廢棄
大運河從隋代開鑿以后,幾經(jīng)廢棄,塞而復通,通而復塞。這段大運河究竟何時最終廢棄,并成為地下大運河?也就是說,通航究竟到何時?是一個值得探索的、十分有意義的課題。因為,它牽涉到“大運河瓷”中的許多金、南宋、元代遺存,能否發(fā)放出生證的問題.
第七章 史料中可見數(shù)被廢棄。
大運河的首次淤塞與廢棄,始于安史之亂時的戰(zhàn)亂與割據(jù)(公元755年)。舊唐書載:“夫以東周之地,久陷賊中,宮室焚燒,十不存一………東至鄭、汴,達于徐方,北自覃懷,經(jīng)于相土,人煙斷絕,千里蕭條。”注一“東都河南并陷賊,漕運路絕”。
安史之亂,淮河以北,盡被人禍。叛軍、唐軍的搶掠燒殺,以致滿目蒼涼,沿通濟渠東段,也成爭奪的焦點。在戰(zhàn)事頻仍的兵荒馬亂之中,漕運路斷,運河淤塞,是可想而知的。唐朝廷北聯(lián)回鶻,收復東都(今洛陽)后,漕運復通。但幾年后,史朝義舉兵宋州(今商丘)反唐,漕運又絕。安史之亂致使民眾流離失所,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阻斷航道,大運河先后十年被廢棄。
直到代宗朝廣德二年(公元764年)三月,才啟用太子賓客.通州刺史劉晏,重開漕運。當然,劉晏重開漕運的第一著棋,就是疏浚汴渠,漕運即通(劉晏整治漕運共出九策)。
大運河的再度廢棄,是唐末及五代時期的藩鎮(zhèn)割據(jù)。劉晏整治漕運后,漕路雖通,但由于大的局勢是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愈演愈烈,唐王朝與藩鎮(zhèn)之間,圍繞著隋唐大運河的漕運,逐漸演繹成扼控汴、宿兩城的拉鋸戰(zhàn)。這期間,唐王朝屢次變更汴、徐兩州的行政區(qū)劃和人事,以加強對兩地的控制。并于元和四年(公元809年),將符離縣甬橋鎮(zhèn)升格為宿州,脫離了政治上左右游移的徐州控制,強化了大運河要沖的地位。大運河漕運,在以后一段時期內(nèi)運轉(zhuǎn)正常,這在漕運史上曾被稱為“元和中興”。
中興的憲宗去世后,穆宗長慶二年(公元822年),先是控扼漕運的汴州發(fā)生兵亂,繼之,駐徐州的武寧節(jié)度副使王智興亦發(fā)動兵變,至甬橋(今宿州)“遂掠鹽鐵院緡幣,及汴路進奉,商旅貲貨,卒十取七八”。注二劉晏治漕后,正常運轉(zhuǎn)了近六十年的漕運,開始失控。咸通九年(公元868年),戎守桂林的徐州兵馬,在龐勛的帶領(lǐng)下,發(fā)動兵亂,由水路從桂林返回徐州,沿途占領(lǐng)了泗縣、柳孜(今安徽濉溪東)、宿州,于是漕驛路絕;僖宗時,黃巢起義軍又圍宋州(今商丘),以斷漕路;不久,徐州的藩鎮(zhèn)時博,南攻泗州,漕路又被阻絕。至此,全國各地已基本被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沿大運河均被藩鎮(zhèn)兵馬阻斷。
五代時期史載:“汴水自唐末潰決,自甬橋東南,悉為污澤”注三“運道久梗,葭葦埂塞”。注四
如據(jù)史料記載,從唐末公元822年,至宋初開寶年間(公元970年前后),大運河被廢棄似有150年之久,但據(jù)柳孜考古發(fā)掘5#、6#探方的2、3、4層遺存中, ,以及宿州西關(guān)步行街考古發(fā)掘出土的五出葵口、玉壁底器皿分析,(見照片12 )這一文化層出土的器皿,具有典型五代特征。其中亦發(fā)現(xiàn)五代越窯“秘色瓷”作品。(見照片 6 )從地層堆積疊壓關(guān)系上看,大運河并未中止使用。我認為這便是應引起注意的“因漕運不通,被朝廷廢棄后的大運河,仍被民間商旅長期使用”的現(xiàn)象。這種現(xiàn)象也同樣出現(xiàn)于金、元朝代,只是由于失去了顯赫的政治意義,而不被史料記載罷了。這點我將在以后的章節(jié)中再重點考證。
史料所載:第三次湮塞與廢棄,是從北宋末年的宋、金拉鋸,到最終劃定以淮河為界的兩朝對峙時期。入宋以后,黃河由隋唐時的“穩(wěn)定期”轉(zhuǎn)入“波動期”,下游河床遷徙增多,主要原因是河水中泥沙量增多,淺慢淤淀加劇,洪水下來,只有再沖出新的河道,甚至漫溢決堤。
宋真宗時,采取了“木岸狹河,激流沖沙”的措施,宋神宗時,采取了“引洛清汴”的沖沙措施,有宋以來,積貧積弱的宋王朝,奉行“漕運便是穩(wěn)定”的信條,真正把汴河的治理、漕運的維持,當作了江山社稷存續(xù)的頭等大事。然漕運之糧只能救急,不能救命,治表而不能治本。從唐末開始已完全蛻變功能的大運河,不再能輔佐封建王朝,也不能阻止封建社會的衰敗,最后還是充當了北宋王朝的殉葬品。----公元1128年,金兵攻占汴京后,繼續(xù)南犯,據(jù)〈金史〉載:南宋的東京留守司杜充,為了阻止金兵南下,在滑縣的李固渡西,人為決堤。
黃河從東明入魯西南,經(jīng)巨野、嘉祥、金鄉(xiāng)一帶入泗水,并由泗入淮,黃淮之間頓成澤國。自北宋末,至金皇統(tǒng)元年(公元1141年)期間,南宋與金在江淮流域長期拉鋸戰(zhàn),民不聊生,流離他鄉(xiāng),汴渠失修失浚,廢棄湮塞。南宋使臣樓鑰的《北行日錄》,記載了當時宿州通濟渠的湮塞情況,“自泗州循汴河而行,至此,河益湮塞,幾與岸平,車馬皆由其中,亦有作屋其上”。可資佐證。
北宋末年的這次廢棄與湮塞之后,由于南宋與金的對峙,不再需要運河的漕運,來維系封建統(tǒng)治。而后,又繼之元朝定都北京,漕運的終點發(fā)生了變化。漕運的“救急”特性,決定了大運河的裁彎取直結(jié)局,于是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段,從此在正史的《河渠志》中銷聲匿跡了。典籍考古便將通濟渠,從此判為“湮塞”了.
第八章 通濟渠塞而復通需多久?
通濟渠段,歷史上曾數(shù)度被廢棄和湮塞,但又都輕易被疏浚,在湮塞后被疏浚的過程中,見于史料記載的,也僅是“發(fā)某、某、某某州役,浚之”,沒有增設過什么閘、涵、橋、堰等技術(shù)難,或投資大的建筑物、構(gòu)筑物。
我們知道,隋代始鑿1000公里的隋唐大運河(西安----江都),也僅用了150多天,因而,使許多后世學者,懷疑通濟渠最初走的不是“南線”,而是泗水老路。其實,通濟渠南線雖屬新鑿,但依然是在精密勘察測量的基礎(chǔ)上,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,將它們串聯(lián)并拓寬而建成的。根據(jù)臺灣學者陳正祥先生所著《中國文化地理》所證:通濟渠東段,西起河南滎陽板渚,引黃河水東行,走汴河故道至陳留;從陳留東南,到宋州一段,長215公里,是利用了睢水河道;從谷熟到臨渙一段,長205公里,是利用了渙水(今澮水)河道;從臨渙東南,到蘄縣北一段,借用蘄水河道;虹縣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。這些原有水道,以天然水源、自然坡降為基礎(chǔ)形成,自滎陽至泗州650公里之遙,均屬黃河沖擊平原,一馬平川,無山嶺殘丘阻隔,方向為西北往東南,符合我國自然地形傾斜的方向,與大的水流走勢、走向吻合。在這片大平原上,截斷并取直原有河道,使之一瀉千里。在那沒有GPS定位、三維空間設計的年代,我們的祖先,征服自然的過人智慧,實在令今人嘆服。這又使我想到:現(xiàn)代的運河史學者,對大運河南線產(chǎn)生于隋代的質(zhì)疑,實在有些無來由。宇文愷這位隋代大運河的總設計師,應可與貢、禹相左,比現(xiàn)代學者的智慧、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唐代詩人皮日休,在那個朝代即認識到這些,有詩為證:“萬艘龍舸綠絲間,載到揚州盡不還。應是天教開汴河,一千余里地無山。盡道隋亡為此河,至今千里賴通波。若無水殿龍舟事,共禹論功不較多”。注十二
隋代大運河的選線,由于符合了地理走向的自然規(guī)律,并且巧借了原有河道加以拓寬,開鑿僅用了150多天,這是有案可查的。那么,在以后塞而復通的疏浚中,需日幾何呢?
查《宋史.河渠志》知:“隋唐而后,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(shù)處,決口有至百步者,塞而不合,干涸月余,綱運不通,南京及京師皆乏糧,責都水使者措置,凡二十余日,水復舊,綱運沓來,兩京糧始足”。注五
靖康之年,汴京開封曾兩度被金兵圍城,正月被圍困后,李綱率兵拼死抵抗。至二月,城仍未破,金兵恐生變故,燒殺搶掠后,撤回黃河以北。此間,開封城里,皇親巨富,由太上皇宋徽宗率先帶頭,沿大運河爭相南逃。沿途亦有殘兵敗將、散兵游勇,看著皇親國戚、貪官婪宦,載著滿船的細軟、金貴之物,棄國而走,憤然決河放水,將船只擱淺,盜搶財物。這在綱紀已蕩然無存的北宋之末,應屬正常。
然而,當金兵北撤之后,北宋朝廷已風雨飄搖,如強弩之末,在沿汴民眾流露失所的頹敗局勢下,通濟渠尚能二十余日塞而復通,這說明通濟渠的開鑿,遵循自然,修復較易,雖歷五百年淤淀,仍能快速疏浚復航,且不需耗費太多財力。如在和平時期,勞力充裕,恐疏浚時日更短。
第九章 漕運功能的喪失與大運河的衰敗。
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的漕運功能喪失,決定了這段運河的衰敗。這在封建社會的宋元時期,是必然的發(fā)展趨勢。因為“漕運”帶有政治色彩,它維系著江山社稷。東西大運河的漕運功能喪失,就意味著它將被朝廷廢棄,失去朝廷財力的支持,對以黃河是為水源的大運河來說,淤淀與淺澀,最終走向湮塞,當然是命中注定。
但不容忽視的是:大運河除漕運功能之外,尚有很多其他功能。如:商旅、淤灌、排澇、軍事、續(xù)引黃河之水南歸東海等等。當然,封建社會里,經(jīng)濟功能沒有政治功能重要;在封建社會里,經(jīng)濟是在自然狀態(tài)下成長的,在財力分配上,統(tǒng)治者對經(jīng)濟成長的扶植,只能在滿足政治統(tǒng)治之需后,分一杯羹。南宋、元、明、清時期,封建帝國已逐步走向日暮途窮,何來財力與膽識,重振隋唐大運河雄風?
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,在被大宋朝廷廢棄后,在走向衰敗的不歸路途中,仍有很長一段時間,還在為沿途的地方、百姓,以及宋金貿(mào)易;宋金對峙中的兵馬糧秣調(diào)運;金王朝移都汴京后的繼續(xù)對江淮地區(qū)的剝削掠奪,甚至金滅亡后的宋元拉鋸時期的,兵馬糧秣調(diào)運發(fā)揮著作用。當然,軍事用途一般史料都無詳細記載。但是,難免露出一些蛛絲馬跡,地方志中亦可發(fā)掘出一些史料。
總之,北宋滅亡之后,漕運功能喪失,就意味著被朝廷廢棄,但廢棄并不等于湮塞;隋唐大運河開始衰敗,正向其他事物的發(fā)展一樣,大運河在衰敗期,也同樣存在著生命運行的軌跡,也同樣在為東西南北的交流繁忙著。
繼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發(fā)掘之后,宿州市于2006年,與省考古研究所,共同搶救發(fā)掘了兩處大運河故道。筆者多次親臨現(xiàn)場,觀看了地層剖面,及發(fā)掘出的遺存。宿州市城區(qū)考古現(xiàn)場出土的大運河瓷,有相當數(shù)量的南宋及元代龍泉青瓷,以及大量的金、元代磁州窯系、鈞窯系作品。
安徽淮北柳孜考古發(fā)掘,也曾出土許多金代烈山窯瓷器。《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(fā)掘報告》中稱,(第三期)“五段中,碗、盤均內(nèi)澀圈,是1999年新發(fā)現(xiàn)的,淮北市南宋(金)烈山窯的產(chǎn)品。瓶為上白釉、下黑釉,肩部斜書“仁和館”款字,這種在瓶上書款的例子,在河北磁縣彭城鎮(zhèn)的宋代窯址中曾有發(fā)現(xiàn)。”“月白色均窯釉盤,是鈞窯系南宋(金)時期產(chǎn)品,綜觀第三期五至六段的器物特征和各窯口的燒制年代,將第三期五段定為北宋時期,六段定為南宋時期,第三期的年代為960~1279年。”以上所引該發(fā)掘報告,明確稱:出土第三期六段為南宋(金)代作品。但磁州彭城窯“仁和館”款四系瓶,顯系元代作品。
穆青先生在《彭城窯元代白地黑花瓷器的藝術(shù)特色》一文中論及:“大約從金代后期起,彭城窯開始迅速發(fā)展,元代彭城窯產(chǎn)品主要以白地黑花為主,其中,以盆、四系瓶和罐最具特色。”“元代彭城窯的四系瓶產(chǎn)量相當可觀,而同期觀臺窯遺址地層中,卻只見梅瓶,未見有四系瓶出土。可見,河北磁州窯的四系瓶,基本上都是彭城窯生產(chǎn)的······頸肩之間安四系,系的形制絕大多數(shù)為上寬下窄扁泥條系。”穆青先生還指出,這一時期的四系瓶,書寫各種“館”銘的,有“太平館”、“仁和館”等。注十一
該文中的描述與所登照片,均與淮北柳孜碼頭考古發(fā)掘中,出土于一號灰坑中的第27號,磁州彭城窯仁和館款四系瓶完全一致,(見照片11)另據(jù)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,磁州窯文化叢書中馬小青、李六存編著的《磁州窯四系瓶》;亦認為彭城窯始于金末、盛于元。1999年8~9月,邯鄲市文物研究所對彭城鹽店、大廟坡遺址進行了考古發(fā)掘,在元代地層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標本和殘片;且四系瓶的器型特征是:早期的是橢圓形近似圓形,元代主要是橄欖形。這說明磁州彭城窯元代作品仍在大運河通濟渠東段有流通。
也就是說,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、元時期,隋唐大運河在“衰敗期”的運行軌跡。那么,我們怎么從典籍中進一步考證呢?
第十章 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。
第一節(jié)、隋唐大運河在金代外貿(mào)與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中的作用。
《金史》載:“皇統(tǒng)元年十月(公元1141年),都元帥宗弼與宋約,以淮水中流為界”。從此,南宋與金進入了一個相對穩(wěn)定的和平時期。宋金以淮河為界后,不久便開始了互市貿(mào)易,金稱“榷場”。榷場,乃“與敵國互市之所也”。注六 也就是現(xiàn)代人所說的對外貿(mào)易之“邊貿(mào)”場所。
金王朝是發(fā)祥于東北的女貞族,由于東北地區(qū)氣候寒冷、多山,農(nóng)業(yè)一向不夠發(fā)達。女貞人的林獵制品,需通過貿(mào)易來換取農(nóng)產(chǎn)品,以維持生計,故金人的貿(mào)易意識較強。宋金的榷場貿(mào)易,還可為宋、金王朝補充軍備物資和軍費。
見于《金史》的榷場記載較多:“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(公元1159年),罷鳳翔府、唐、鄧、潁、蔡、鞏、洮州并膠西縣所置者,而專置于泗州------五年八月,命榷場起赴南京(今商丘)。”注六
“世宗大定四年(公元1164年)復置泗、壽、蔡、唐、鄧、潁、密、鳳翔、秦、鞏、洮諸場”。注六
“泗州場,大定間(公元1161----1189年)歲獲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七貫,承安元年(公元1196年)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……。宋亦得課四萬三千貫”。注六
“泰和八年(公元1208年)八月,以與宋和、宋人請如舊置之。遂復置于唐、鄧、壽、泗、息州及秦、鳳之地”。注六
《宋史.食貨志》“(紹興)十二年(公元1142年),盱眙軍置榷場官鑒,與北商博易,淮西、京西、陜西榷場亦如之。二十九年(公元1159年),存盱眙榷場、余并罷”。注七 此處“官鑒”二字的含義應是設置出口驗關(guān)機構(gòu)的意思。
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,宋金貿(mào)易的榷場總少不了泗州和秦州,且有一段時間是僅置泗州與商丘(均在通濟渠沿線)。1159年罷所設諸榷場,專置泗州,說明泗州榷場設置早于1159年,應在宋紹興十二年(1142年)前后。
宋金對峙時,泗州與盱眙隔淮相望,宋為盱眙軍榷場,金為泗州榷場,對等設置。與榷場相配套的必然是運輸(那時只能是水運)。泗州居淮河之北,汴渠穿城而過,如汴渠水運不通,往北輸往金國的貨物,便無法北上,金人豈肯在此設場,商人豈肯來此“榷貨”?
載入《金史》的,榷場年稅收情況(歲獲),僅兩個。一個是泗州場,從上面引文看,歲獲增長很快,發(fā)展比較穩(wěn)定,說明各方面配套較好。同時應是宋金貿(mào)易的最大榷場,才有資格作為代表載入史料。瓷器貿(mào)易,量大易碎,自古依賴舟船運輸,泗州榷場的博易量最大,恐其為主要的瓷器交易榷場有關(guān)。其他榷場或者不通水路,或者水運條件不如汴渠。
南宋與金對峙時期,淮河以北近半數(shù)漢民在金人 統(tǒng)治之下,民族文化的差異,使“尚青”的漢人,依然對龍泉窯格外垂青。漢人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,對金人、民族壓迫的反抗,表現(xiàn)的往往比較含蓄。北方漢人使用南宋龍泉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建窯、吉州窯的精美器皿,既實惠,又寄托一種對宋朝的懷念,對金朝的不屑。這種消極的抵抗,導致宋金、宋元對峙時期,南方輸入北方的瓷器劇增。這種情形,在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中,出土的瓷器辨認上,可以得到印證。以上南方四窯的瓷片出土量,均為大宗。另外,金代的耀州窯、定窯、鈞窯、磁州窯作品在隋唐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中亦有出土,但量不及南方四窯,估計金朝輸往海外的瓷器,亦承宋制,從泗州轉(zhuǎn)口。運往揚州、明州(今寧波)、泉州出口。
另一個榷場,年稅收情況(歲獲)的代表,是秦州場。而秦州,是金對西夏和吐蕃的貿(mào)易榷場,也應是西北最大的榷場代表。
南方各地的貨物收購后,通過江南運河與邗溝,入淮河輸往泗州場。交易后,通過通濟渠、黃河、永濟渠向北,滲入金的屬地范圍。而另一途徑是:通過通濟渠,經(jīng)黃河、入渭水,遡往秦州場,轉(zhuǎn)口西夏、吐蕃諸部,將西夏、吐蕃諸部的物資,再轉(zhuǎn)口泗州場,輸往南宋。(見附圖三)
秦州(今甘肅天水)居于渭水上游,下游經(jīng)西安,入漕渠與黃河相接,即進入隋唐大運河。秦州,歷來是唐、宋王朝與吐蕃、西夏最大的貿(mào)易榷場,因為唐宋王朝加強軍備的好馬,產(chǎn)于吐蕃、西夏,秦州歷來是軍馬交易的主要集散地。“蕃部馬至,徑鬻于秦州”注八鬻是賣的意思。宋金對峙之后,金地,隔絕了南宋與西北的馬匹貿(mào)易,必須經(jīng)金國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,南宋史料記載中,有關(guān)榷場貿(mào)易“輸入的貨物,主要是應選軍器之物及犬馬等”。注九,柳孜與宿州運河考古發(fā)掘中,均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,馬骨所占比例,還應請有關(guān)專家鑒定分類。
《金史》所載的當朝最大的兩個榷場,一個在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的東端口,一個在隋唐大運河西端口的渭水上游,(見附圖三)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,這是自然條件使然,是任何社會現(xiàn)象,都必然要遵循的自然法規(guī)。說明,同是中國先祖的女貞人,也有著征服自然,利用自然的聰明才智。金朝利用隋唐大運河,建立了自己的外貿(mào)運輸、與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運輸?shù)乃\系統(tǒng),同樣也值得我們贊頌與紀念。
第二節(jié).隋唐大運河在金代軍事上的作用
先從《宋史》記載的南宋兩次北伐,看金代通濟渠的軍事作用。
紹興十一年(公元1141年),簽訂了宋金“紹興和議”,南北戰(zhàn)爭出現(xiàn)了20多年的穩(wěn)定時期。孝宗繼位后,于隆興元年(1163年),發(fā)動了“隆興北伐”。五月初,宋將李忠、邵宏淵率軍六萬,號稱二十萬,渡淮河北伐金國,先克靈壁,再攻占虹縣,乘勝打下了宿州,這即是戰(zhàn)史上著名的,先勝后敗戰(zhàn)例“符離之戰(zhàn)”。
開禧二年(公元1206年)四月,鎮(zhèn)江都統(tǒng)制兼山東、京東路招撫使郭倪,率東路宋軍不宣而戰(zhàn),先派武鋒軍統(tǒng)制陳孝慶,渡淮河攻泗州,宋史載:泗州有東、西兩城,領(lǐng)軍畢再遇,先佯攻西城,而自率勇士登上東城殺敵,東城金軍棄城而逃,西城金軍即降。五月初,陳孝慶部又攻占了虹縣。消息傳來,朝廷振奮,隨即公開下令北伐,史稱“開禧北伐”。東路軍主帥郭倪,調(diào)兵會攻宿州,結(jié)果大敗而歸,隨后又是屈辱的“開禧議和”。至嘉定元年(公元1208年)達成“嘉定和議”。
南宋的以上兩次伐金,都是由盱眙渡淮,然后遡汴而上,攻泗州、靈璧、虹縣、宿州。本來南方兵習水性,攻金渡淮又需舟楫,渡淮后遡汴而上,兵法上亦是順理成章之事,由此可見,金與南宋對峙時期,通濟渠東段是通航的,否則,沒理由屢次東路北伐,都是由此水路進軍。
再從《金史》記載史料,看金代通濟渠東段在軍事上的作用。“貞祐三年(1215年),即遷于汴,時朝廷以邳、徐、宿、泗軍儲,京東縣挽運者,歲十余萬石,民甚苦之。元光元年(1222年),遂于歸德府(今商丘),置通濟倉,設都監(jiān)一員,以受東郡之粟。定國軍節(jié)度使李復亨言:‘河南駐蹕,兵不可闕,糧不厭多,比年,少有匱乏,即仰給陜西,陜西地腴歲豐,十萬石之助不難,但以車運之費,先去其半,民何以堪?宜造大船二十,由大慶關(guān)渡入河,東抵湖城,往還不過數(shù)日,篙工不過百人,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,則是百人以數(shù)日,運七千斛矣,自夏抵秋,可漕三千余萬斛,且無稽滯之患。’上從之。時又于靈璧縣潼郡鎮(zhèn),設倉都監(jiān)及監(jiān)支納,以方開長直溝,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,以貯粟也。”注十
從以上這段史料中,可以看出以下幾點:一是1214年,金不抵元軍,已由北方南撤,都城遷至汴京(今開封),對南方宋軍亦需設防,因而,加強了宿、泗的軍儲。二是軍儲之糧來自陜西,陸運至歸德府(今商丘)通濟倉,中轉(zhuǎn)集散;歸德府新置“通濟倉”,應與通濟渠水運有密切關(guān)系,因為,往邳、徐、宿、泗漕糧,正分別走原通濟渠的北線與南線。否則“通濟倉”之名應叫“歸德倉”,因為通濟是一條運河名,而不是地方名。三是陸運費高民苦,宜改為載糧17.5噸的舟運,皇上同意。又在宿、泗州之間的靈璧縣潼郡鎮(zhèn)置新倉,委派后勤官員。四是金明昌五年(公元1194年),黃河在陽武決口,奪泗入淮、奪淮入海后,從黃河水運,可直達湖城(今宿遷),從湖城入濉水,經(jīng)新開的長直溝,穿萬安湖(今天井湖)舟運可入汴水,東下泗州,西上宿州。也就是汴渠(通濟渠東段)兩端分別在江蘇宿遷、河南滎陽兩處與黃河相連,形成環(huán)行水運網(wǎng)絡,增加了調(diào)兵遣將、行兵布陣及軍糧調(diào)運的保險系數(shù)。(附圖三 金、南宋時期,黃、汴、淮航運圖)
第三節(jié) 南宋輸往金的“歲幣”解赴
紹興十一年(公元1141年),簽訂的“紹興和議”,南宋向金稱臣,并每年向金交納“歲貢”,銀25萬兩、絲綢25萬匹,這一條約實施了20年之久。“隆興和議”(公元1164年),在開禧北伐失敗后,重簽的條約中,南宋向金每年交納“歲幣”,銀20萬兩、絲綢20萬匹;“隆興北伐”(公元1208年)后簽定的“隆興和議”,南宋每年向金交納“歲幣”,增為銀30萬兩、絲綢30萬匹,并一次性賠償錢三百萬貫。
從南宋立國,到金被元滅的107年間,南宋向金納“歲貢”、“歲幣”長達80多年。
入宋,自太祖始,田賦(稅收)即實行了“時估折納”,即實行“實物稅”。那么南宋輸與金的“歲貢”、“歲幣”,也應是茶葉、陶瓷、農(nóng)產(chǎn)品等實物形式,否則,還需再經(jīng)貿(mào)易購物。女貞人缺的不是白銀,而是南方精美的工藝品和糧食。那么這些“歲貢”、“歲幣”的大批貨物,需移交解赴。
可以設想,交付地點應在兩國交通便利的關(guān)口移交。金國絕不會允許南宋的船隊,長驅(qū)直入,駛?cè)敫沟亍6鴱乃谓鹑秷鲑Q(mào)易記載看,交通便利,又有驗貨(官鑒)關(guān)口、堆放碼頭、關(guān)防機構(gòu)的,當首選隔淮相望的盱眙與泗州。解赴金國的途徑,通濟渠亦應是最理想的水道。當然,后人寫《宋史》和《金史》,都不會將這些令國人屈辱的史料,詳細記入歷史,致使現(xiàn)在已無從考證,只能作此推論。
第十一章 金代小運河------長直溝考
查《泗虹合志》記載:“長直溝,泗縣、靈璧交界處,金人曾整治過。清乾隆二十二年又再次疏浚,從長直集到渭橋,共長四十里,北通濉河,南瀉靈璧之水歸汴”。注十三《泗虹合志》成書于清光緒十四年,那時汴河的水運功能,已不值一提,僅從水利角度記載。但它仍是金代所開長直溝的雛形。同記載的還有“搜箭溝,在蟠龍山東、刑家山西,其水南北流,北歸濉河,南入于汴。匯靈璧以上之水歸洪澤湖。”此溝,也應是連接濉河與汴河的,較大的人工河流(見附圖三),亦有可能成為運河。
淮北地區(qū),習慣上稱人工開鑿的河流為“溝”,赫赫有名的如“刊溝”、“鴻溝”。金代的“長直溝”,既是人工開鑿的,又用于水運。因此,是一條不折不扣的“運河”。它北歸于濉、南入于汴,并通過濉河在宿遷進入當時的“奪泗入淮”的黃河下游河道。上節(jié)談到長直溝的開鑿,溝通了濉河與汴水,形成“南汴北河”(黃河)的環(huán)形水運網(wǎng)絡,在金國的范圍內(nèi),建立了一個安全的、內(nèi)循環(huán)運河系統(tǒng),不愧是因地制宜,改造并發(fā)展了隋唐大運河的區(qū)域體系。金代的先人,僅僅用了二十公里人工開鑿的運河,就改建成了一個新的體系,再次證實了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。
歷史造就英雄。“南汴北河”體系的形成,與當時形勢所迫是分不開的。我們回顧一下長直溝開鑿時(1215年)的時局:貞祐 二年(1214年),由于蒙古人的崛起,女貞人在北方喪失了大片土地,被迫第二次遷都至汴京(今開封),金與元的拉鋸戰(zhàn),致使北方人民流離失所,生產(chǎn)力遭到極大破壞,已無膏脂可以榨取。金移都汴京后,政治上,需加強對黃淮地區(qū)的控制。軍事上,必須依托黃河、淮河兩道天塹為南北防線;在“南黃北淮防線”間,調(diào)兵遣將,糧秣輜重周轉(zhuǎn),只有依賴于汴渠。經(jīng)濟上,經(jīng)營與掠奪的重心,都要轉(zhuǎn)移到黃淮地區(qū)。在這種局勢下,金統(tǒng)治者,不得不精心經(jīng)營汴渠,改造運河的水運體系。只是事關(guān)軍國大事,為保密起見,鮮見于一般史料記載,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視。
總之,隋唐大運河在通漕的五百年間,數(shù)被廢棄,但略加疏浚,即能復航;在北宋末,宋室南遷后,因為失去了漕運功能,而被朝廷廢棄,進入了衰敗期,但仍為宋金的外貿(mào)與轉(zhuǎn)口貿(mào)易發(fā)揮著作用。公元1214年,金被迫遷都汴京后,至金王朝覆滅的1234年的二十年間,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(即汴渠),又進入了一個中興階段,由長直溝小運河,連通了“南汴北河”的水運網(wǎng)絡。金代的隋唐大運河,與宋代的隋唐大運河相比,可總結(jié)為:宋代主要是漕運,金代則為中國的東西交流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,發(fā)揮著更全面的、積極的作用。
注一《舊唐書》卷120 《郭子儀傳》
注一:《舊唐書》卷156《王智興傳》
注二:《資治通鑒》卷292
注三:《十國春秋》卷一《吳太祖世家》。
注五:《宋史.河渠四.汴河下》卷九十四
注六:《金史·食貨志五·榷場》 志第三十一
注七:《宋史·食貨志》
注八:《宋會要楫稿》食貨38
注九:《文獻通考》卷20《市糴考一》
注十:《金史·河渠·漕渠》志第八
注十一:《中國古陶瓷研究》紫禁城出版社第十一輯
注十二:《全唐詩》卷615 皮日休《汴河懷古兩首》
注十三:《泗虹合志》編撰江殿 許湘甲
第三部分 大運河的湮塞和“大運河瓷”
從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區(qū)的考古發(fā)掘,所揭示的地層剖面看,大運河河床內(nèi),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層,多為黃色沙土層,土層色較黃,顆粒較大;文化層以上是淤積層,多為淺黃色和灰黃色沙土層。這是因為,使用中的河道,流速快,沉淀的沙多土少,反之,則土多色淡。
在表土層以下,文化層以上,存在著2---3米的淺黃與灰黃色土層,說明通濟渠東段的湮廢,最終還是黃泛淤淀所致。
但是,黃河泛濫的洪水,是很難越過隋堤(大運河北堤),而進入汴河河床的。因為,通濟渠開鑿之初,便將北堤筑為御道,高與寬均超過南堤。自滎陽板渚到商丘西北,汴河與黃河比肩而下,河道幾乎平行,南面是黃河,故汴河北堤常遭黃河南泛的威脅,為保漕運,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寬。至宋,汴河的北堤,已高出南堤1---2米。寬是兩倍(北堤寬40米、南堤寬20米)。實際上,隋唐大運河的北堤,已經(jīng)成為黃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。黃泛如能漫過北隋堤,那么,到了汴河以南,便如入無人之境。但是,至今隋堤仍是黃泛平原,與河間平原的分界線;隋堤北,是黃泛沙土地,隋堤南,是沙礓黑土地。自古就有黃水不過隋堤之說,這種至今不變的土質(zhì)與地貌特征,說明了黃河泛濫,未過隋堤。汴河河床上層的沙土淤積,應不是黃泛越過汴河北堤的淤積,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廢后,上自滎陽汴口而下的黃河水常年淤淀,而又不再疏浚后,逐漸湮塞的。
第十二章 南宋與元拉鋸時期的隋唐大運河
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在金代,雖因漕運功能喪失,而在歷史史料中鮮于露面,但除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的《河渠志》記載較少外,在《食貨志》及《傳記》的事跡中,發(fā)現(xiàn)不少蛛絲馬跡,證明它仍在貿(mào)易、軍事活動中,發(fā)揮著很大的作用。那么金于1234年滅亡之后,大運河尚通否?
勾沉史籍,從姚漢源先生所著《京杭運河史》,元代所開濟州河,以取直京杭(南北)大運河道的考證中,姚先生提到“南宋,泗、濟流域分屬金、宋,為近邊爭奪地區(qū),常利用水道運軍隊,很少修治記載。直到南宋末年的蒙古憲宗七年(1257年),東平守將嚴忠濟的軍隊,南戎宿州、蘄縣一帶,和宋兵對壘,為了自東平向南運糧餉,恢復古代汶水由洸入泗,自泗南航的舊道”。從這段考證中,我們還可以看出:東平(在山東泰安附近)籍的嚴忠濟部,戎守宿州蘄縣一帶,為轉(zhuǎn)兵運餉,打通了泗、汶、洸、濟運道,沿此水道可達泗水,泗水在1257年仍為黃河“奪泗入淮、奪淮入海”的通道。到宿遷后,可由濉水入長直溝(或搜箭溝),進通濟渠,溯水至宿州,仍走金代“南汴北河”的環(huán)行水運網(wǎng)絡路線(附圖四 東平至宿州運糧圖)。
由此推論,通濟渠東段在1257年前后,應該還是可以通航的。
第十三章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。
關(guān)于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,以往有兩種版本。一是建炎二年(1128年),杜充為阻金兵南下,黃河決堤泛濫說。這也是流傳最廣的說法,這種說法引證了“宋金對峙,宋室南遷,漕運斷絕”,和樓鑰《北行日錄》的史料。以為,運河被宋王朝廢棄后,自然逐漸湮塞。持這一觀點的人,有的是想當然,有的是人云亦云,都沒有對衰敗期的歷史,進行認真的考證,只考《河渠志》,而忽略了《食貨志》、人物傳記;只考正史,而忽略了地方志。同時,他們把運河的功能,絕對局限于漕運功能。認為漕運斷絕,運河即廢,廢即湮塞。殊不知,塞而復通,本不是難事。通濟渠至宋,已成地上懸渠,決堤乃水盡,即可“車馬皆由其中”;修堤堵漏,開啟滎陽的梁公堰注水,即可復航。更何況滾滾黃河東逝水,自隋開通濟渠后,便仰此水路南歸東海,自古水火無情,天皇老子也不敢說壅塞即壅塞。只是在1141年前,南宋與金拉鋸時期,任洪水漫溢、以水代兵的情況還是有的,但那僅是權(quán)宜之計。
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(1194年),黃河于河南陽武決口,“奪泗入淮,奪淮入海”說。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:陽武(今原陽縣)決口,奪泗入淮后,直接打通了黃河與淮河的通道,故稱該時期以后,為“河運同槽”。即瀉洪排澇,與水運同走一條水路。這種觀點,比前一種觀點有進步,承認了除漕“運”外,還有東西水“運”,仍在使用隋唐大運河。但他們忽略了“河運分槽”乃是開鑿通濟渠的初衷;也是元、明時,屢次改造山陽瀆、刊溝,千方百計地讓“大運河”,避開黃河水時,所采取的措施。
黃河水,善淤、善決、善徙;泥沙大,洪枯比大;來則決,去則淤,是難馭的烈馬。在有汴渠可以分流,可以航運的希翼下,聰慧的先人,是絕對不會放棄“河運分槽”,而想當然地選用“河運同槽”之險途。
隋唐大運河衰敗期,雖河道澀淺,但與當時漕運終止后,僅商旅使用,運量相對較小,又可避“河險”,安全系數(shù)高,是相適應的。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、第十章中,已對金代運河的運行情況作了考證,這里不再贅述。
以上兩種版本,我認為均失之偏頗。在上一章中,我也已列舉了金滅亡后,1257年南宋與元拉鋸時期,嚴忠濟部尚利用“南汴北河”的水運網(wǎng)絡,調(diào)兵轉(zhuǎn)餉。那么,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,便于史實不符。
因此,我傾向于應有第三種版本:那就是元泰定二年(公元1325年)黃河大改道,導致通濟渠改走“北線”說。這一觀點的論據(jù),見于《宿州志》“元泰定初,通濟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,而泗州汴口遂廢,汴水湮塞、甬橋亦廢。”
元世祖忽必烈,在至元年間統(tǒng)一中國,并定都北京后,通惠河于大德八年(1303年)竣工。至此,江南漕船可直馳大都城內(nèi)積水潭,實現(xiàn)了京杭大運河的全線貫通,內(nèi)陸運河漕運路線告竣,已不再需通濟渠、永濟渠,作為內(nèi)陸漕運的備用線路,元統(tǒng)治者可以高枕無憂地廢棄通濟渠了。第二個原因是進入元朝,黃河水患更加肆虐,據(jù)《元史紀事本末》載:1288年至1325年間,黃河較大的決口和漫溢多達八次,1325年開封漫溢,七月陽武決口。《元史·河渠志二·黃河》中,亦有較多記載。
鄒逸麟先生《元代河患與賈魯治河》一文分析:元泰定年間(1324—1328年),黃河水患發(fā)生變化,特點是由原來的決南岸,河南徙;改為決北岸,河北徙。結(jié)合《宿州志》的記載,我認為:由于黃河北徙,“奪泗入淮”時所走的泗水(開封經(jīng)徐州至清口段),在元泰定之后(1325年),已成黃河“故道”,加之汴渠“南線”淤淀年久,可能出現(xiàn)較多淺澀河段,沒有由汴入泗達淮,的“北線”水量充沛,行船稍易。于是“北線”自然接替了“南線”,成了通濟渠的新水道,這就是《宿州志》中所記的:“元泰定初,通濟渠改由徐州,合泗水至清口入淮,而泗州汴口遂廢,汴水湮塞、甬橋亦廢。”
其實,隋唐大運河是人類順應自然規(guī)律,改造自然的一個過程,在嘗試了鴻溝、刊溝、靈渠、漕渠等人工運河以后,又經(jīng)歷了秦、兩漢、魏、晉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與積累,隋煬帝順應自然規(guī)律,依據(jù)我國地理的自然走向,利用豐沛的黃河水源,開鑿了東西大運河,用最短的時間,最少的資金投入,開辟了最短的運河路線,應是大運河的集大成者。隋唐大運河,經(jīng)歷了發(fā)展期、鼎盛期,在運行了500年后,由于國家的政治中心轉(zhuǎn)移,漕運功能喪失,遂被朝廷廢棄,但由于東、西交流,商貿(mào)、旅通、軍事等用途所需,隋唐大運河在失去朝廷財力支撐的情況下,又走過了兩百多年的衰敗期,最后,由于黃河下游的北徙,東、西交流的重擔,自然轉(zhuǎn)讓給了北線的黃河故道。
中國封建社會的經(jīng)濟,是在自然中成長的,大運河失去了漕運功能,也就失去了政治意義,失去財政支持,它是否衰亡和淘汰,便只有在物競天擇的自然法規(guī)中沉浮,并被新陳代謝。這就是隋唐大運河的前半生,是通濟渠七百多年的歷史,也是中國“大運河”史的前半部。
汴渠的東、西交流功能北徙后,作為人工運河的“通濟渠”便壽終正寢了。盡管由于通濟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,全段湮塞后,還有局部的區(qū)域性通航,如《泗虹合志》中記載:靈璧以下,在清康熙年間,逢水漲時依然舟楫可通。但支離破碎的肢體,已不附“大運河”之名,又皈依到“天然河道”之中了。
閱盡《宋史》,《金史》,《元史》中的《河渠志》諸卷后,我深感:若要想弄清汴渠的歷史,就必須弄清黃河的歷史。因為汴渠連接了黃河與淮河后,將我國東部的水系,作了徹底的大改組,它是一次歷時七百年的“北水南調(diào)”工程。它導致了我國北方的沙漠化和氣候惡化,將黃河與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綱,大致可以歸納為:
(1)在黃河下游,由黃河泛濫、淤淀形成的,廣袤的沖擊平原上,自從隋煬帝開掘大運河以后,汴渠分流了黃河下游的水量,改變了黃河北入渤海的走向,汴渠,實際上成了黃河南入東海的正流,以至于淤出了一個洪澤湖。北去山東、河北的黃河下游,因水量減少,流速放緩,而淤淀加劇,河床漸漸升高,加之祖國大陸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,黃河之水南入淮河、入東海,落差大,流速快,漸成主流、正流。
(2)入宋以后,黃河從穩(wěn)定期開始漸入波動期,洪枯比加劇。由于唐以來,較重視南岸堤防加固,入宋以后,洛陽至開封段的北岸,便頻頻決口、漫溢,為遏制黃泛,加速泄黃,減緩上游的洪水壓力,宋時在汴渠實施“木岸狹河”措施,以提高流速,通過激流沖河,減少疏浚用工,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,同時也可改善大運河的航運能力。
(3)北宋末、金初,宋金拉鋸戰(zhàn)期間,金人任黃水南犯,浸漫南宋領(lǐng)土,南岸堤防頻潰。南北對峙,以淮河為界后,金朝在黃河屢屢奪泗入淮、奪濉入淮、奪渦入淮、奪穎入淮中。再次加強了黃河南岸堤患的修固,當黃河的南潰,由最低處的奪泗,發(fā)展到黃河沖擊平原南岸的最高處,“奪穎入淮”后,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。于是,1194年洪水期,再次出現(xiàn)奪泗入淮,黃河決口,仍回到了開封之東,黃河轉(zhuǎn)而向北的拐點上(最低處)。此后汴渠與泗水兩河,共同擔綱黃河入淮、入東海的泄洪重任,長達一百多年。
(4)元泰定年間(公元1324—1328年),黃河的歷史發(fā)生了大轉(zhuǎn)折,由于南岸的逐年加固,苦撐了一百多年的北岸,開始又一次全線崩潰,黃河下游北徙,1325年7月陽武(今原陽縣)決口,1335年封丘決口,1344年曹州白茅堤、金堤全線潰決……自開通濟渠后,形成的南歸東海的黃河之水,又改回北趨渤海,周而復始的歷史,完成了一個輪回。
(5)從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間,黃河之水主流,是南歸東海的。無論出現(xiàn)奪泗、奪濉,還是奪渦、奪穎的入淮情況,汴渠都是黃河入淮的正流。所謂的“奪”,僅僅是汴渠泄洪不及,黃河漫溢、決口后,再另辟一條泄洪通道而已;或者是,為保汴渠運道的河堤不致潰決,節(jié)制滎陽的梁公堰,減少洪水入汴的流量。歷史上記載的“奪”,應是兩河共流,切不能誤認為是開辟新道后,正流便不通了。
(6)黃河之水改北趨渤海后,向南入淮的汴渠,由于淤淀已久,加之漕運功能喪失后,久被朝廷廢棄,疏浚欠帳過多,河道淺慢艱澀,經(jīng)歷了近兩百年的衰敗期,河道已漸淤平,而剛剛因黃河北徙,而成黃河故道的古汴、泗(北線)河道,則比汴渠(南線)淤淀少、水量多,又不再是黃河泄洪通道了(可避河險),成了東、西交往的商旅舟楫,首選航線。
七百年不堪重負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,汴泗取代了汴渠,遂成通濟渠的“北線”。北線由淮陰入山陽瀆運河,連接東、西。泗州入淮口遂廢,南線漸被湮塞夷平,成了現(xiàn)今的地下古運河。
確切地說,隋唐大運河之通濟渠,滎陽至泗州段(汴河南線)是在公元1325年后,元泰定年間,最終湮塞的。它湮塞的根本原因,是黃河之水北歸渤海,黃河北徙,祖國東部的水系歸宿原始。
第十四章 話說“大運河瓷”
通濟渠通水、通航的時間界定后,“大運河瓷”的年代特征,也就可以對號入座了;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金、西夏、元代的作品,可以認祖歸宗了。“大運河瓷”始于605年,終于1325年,大約720年,“八朝薈萃”名副其實。時間界定后,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規(guī)律,為運河瓷的研究,截取了科學的空間。
至于“大運河瓷”的產(chǎn)地地域范圍,則是一個較為復雜的認識過程。已披露的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有兩次,一次在淮北柳孜,一次在宿州西關(guān)步行街工地,目前,在宿州市城區(qū)內(nèi)的佳苑基建工地上,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主持,正在進行安徽省的第三次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。據(jù)我所知,每次考古發(fā)掘,均能出土數(shù)十萬件瓷片,對這些瓷片所屬窯口的確認,是劃定“大運河瓷”產(chǎn)地地域范圍的關(guān)鍵。但這是一項工作量巨大,要求業(yè)務性強、知識面廣、責任心強、時間長的,耐心細致的工作,僅僅按窯系的特征,認定窯口是不行的;僅僅按目前對古陶瓷產(chǎn)地窯口的認知程度辨別,也是不行的;還要在今后的考古實踐中,不斷深化認識。
但確認產(chǎn)地窯口,對認識大運河在中國經(jīng)濟、社會發(fā)展中的巨大作用,是十分重要的一環(huán)。對研究大運河史、黃河水利史、水運史、交通史,商貿(mào)流通史、八朝時期的陶瓷業(yè)發(fā)展史等,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。我想,當這些基礎(chǔ)工作開展起來以后,“大運河瓷”的“百窯紛呈”局面,一定更加絢麗。如果再能繪制、復原出器形、紋飾、釉色來,那將能匯集出,造型古樸端莊,紋飾簡約瀟灑,釉色淡雅凝潤,形態(tài)各異、博大精深的作品,成千上萬,成為中國高古瓷研究的總匯。
八朝薈萃的“大運河瓷”,作為大運河考古發(fā)掘的文化遺存,展示于淮北市博物館中。她將是大運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后,不可或缺的專題展示,她將從一個側(cè)面,雄辯的印證出我們先人的聰慧、英明、獻身精神,和對人類發(fā)展、無與倫比的貢獻。她用精美的陶瓷藝術(shù)品,這種生動誘人的形式,將當代游客,帶入浩瀚的歷史海洋,在鑒賞中,在美的享受中,了解漕引江湖,利盡東海的大運河,以及大運河為八朝炎黃子孫帶來的興盛繁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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